2019年12月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5次締約方會議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開幕，由于在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會議延期兩天閉幕，各方未能就核心議題達成共識。隨著全球變暖形勢的日益嚴峻，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一方面體現了這一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反映了國家、政府、企業等部門對氣候影響科學評判和決策依據等相關研究日益增長的需求。由于減緩和適應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應對措施，圍繞這兩方面的學術研究也最為集中。對前者而言，涉及減排路徑分析、減排成本評估、減排政策設計、減排技術選擇等；后者則包括適應成本分析、適應效果評估、適應措施選擇，以及適應與減排的交互影響分析等。

　　值得一提的是，絕大多數氣候經濟研究與政策綜合評估工作都基于綜合評估（Integrated Assessment，IA）模型。這類模型在描述經濟、能源和氣候等系統間的復雜動態交互關系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而這些關系往往對未來氣候變化以及有效氣候政策選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綜合評估模型最早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耶魯大學William Nordhaus教授開發的動態集成氣候經濟模型（DICE）是其中最為杰出的代表。早期的IA模型盡管考慮了經濟與氣候的交互關系，但僅選擇二氧化碳（CO2）濃度和平均溫度變化作為環境變量，且僅考慮了人為活動相關的碳排放，隨后模型逐步拓展到包含了地球碳循環、土地利用碳排放、非碳排放以及局地空氣污染物排放等多維度環境變量和溫室氣體（GHGs）排放，同時充分考慮了氣候變化對經濟系統的反饋影響機制。縱觀IA模型的發展，可以說是從經濟學中衍生，經歷地球、氣候與環境系統集成發展，最終又回到經濟問題研究。

　　不同的IA模型在區域劃分、起始年份選擇、模擬時間跨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例如，DICE和E3METL等模型是典型的全球單區域單部門模型，而RICE和WITCH等拓展到了多區域尺度。此外，即使就全球單部門模型來看，各個IA模型在未來經濟增長預期、人口增長、能源技術進步、技術投資組合、減緩或適應政策選擇等諸多方面的假設也不盡一致。以經濟增長預期為例，DICE模型對未來的經濟增長預期最為樂觀，其次是RICE和E3METL模型，而WITCH模型對全球未來經濟形勢相對悲觀。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不同模型對同一政策問題的研究結果會存在明顯不同。就頗受關注的最優碳稅路徑（或社會碳成本SCC）問題而言，在2℃溫控目標下，GCAM模型、DICE模型和WITCH模型的模擬結果均表明內生碳稅路徑是單調遞增的，且GCAM模型中22世紀末的最優碳稅水平約為310美元/噸碳，這一結果與WITCH模型較為接近，但只有對應DICE模型結果的1/3。

　　那么，如何保證不同IA模型結果的穩定性，特別是從中總結出差異較小或相對一致的結論，以更加科學可靠地支撐決策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實際上也給當前氣候經濟建模理論帶來挑戰。在此背景下，基于不同IA框架的模型比較方法應運而生。尤其在近5年，模型比較研究逐漸成為氣候政策研究的新趨勢。盡管歐美國家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旨在“交流模型差異，改進政府決策”的官方論壇——能源建模論壇（EMF），但直到2010年前后，基于模型比較方法的相關研究才逐漸出現并成為解決政策研究穩定性問題的熱點方向。隨后，基于模型比較的諸多項目和相關結論被納入IPCC第五次綜合評估報告和1.5℃特別報告中。在政策穩定性決策需求的驅動下，近幾年來，多模型比較分析方法逐漸成為學術界評估全球和地區氣候變化風險、進行減排和適應機制設計等氣候相關問題的熱點方法。

　　目前，全球層面多模型比較的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成果，并得到了諸多一致發現。首先，實現2℃溫控目標要求全球各國全面參與并進行有效減排，與部分參與的情形相比，達成既定目標的成本大幅降低。其次，如果不考慮當前可行性并不樂觀的直接空氣碳移除（CDR）、生物質碳捕獲與封存（BECCS）等負排放技術，從當下開始盡早開始有效減排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穩妥選擇。再次，風能、太陽能等關鍵性可再生能源技術，以及CCS技術的大力發展將是實現2℃溫控目標可行的技術保障。最后，《巴黎協定》中各國承諾的自主貢獻目標（NDC）的強度遠不足以支撐2℃溫控目標的達成，因此，實現NDC目標的政策成本也遠低于溫控門檻目標。

　　事實上，多模型比較分析方法發展的意義遠不局限于政策設計方面，其對綜合評估建模方法乃至整個氣候經濟理論的完善都意義重大。通過模型比較和分析，有助于我們找到結果不確定性的來源，以修正模型更好地進行政策模擬。一般而言，模型結構（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關鍵參數的估值（生產要素投入彈性、技術替代彈性等），對未來經濟增長、人口增長、能源需求等的預期假設，技術選擇與可行性設置，時間偏好率和貼現率選擇等，是當前引起IA模型政策模擬和評估結果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

　　2010年以來，學術界對多模型比較分析方法的重視程度有了明顯的改善，但相關研究的數量依然較少，顯然與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需求不相匹配。一方面，當前研究集中在既定氣候目標下的減排路徑分析、政策成本評估、能源技術發展、氣候政策與能源安全的關系等有限的幾個方面，而碳市場、能源稅、可再生能源補貼（FIT）等代表性氣候政策對排放路徑、技術替代演變的影響，氣候目標達成過程中經濟、技術、氣候敏感性等多重不確定性所扮演的角色，氣候適應對氣候損失風險的減控效應，以及減排與適應的動態交互等一系列關鍵性氣候相關問題缺乏研究支撐。另一方面，目前的多模型比較研究多集中在全球范圍，但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的區域特性也十分顯著。這不僅體現在GHGs排放和氣候變化影響的區域差異上，更為重要的是，全球溫室氣體減排任務需要落實到具體的國家或地區。因此，從區域層面，尤其是對中國、美國、印度等經濟體的氣候政策問題開展多模型比較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對多模型比較研究的統計結果顯示，當前的IA模型研究主要由歐美主導，這些模型既有自上而下的經濟導向型模型，也有自下而上的技術驅動型模型，但共同特點都是在考慮GHGs排放控制政策和能源技術替代政策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從模型的地理分布情況看，當前應用最為廣泛的一次模型絕大多數分布在歐洲和美國，歐洲又以荷蘭和德國為主。這是因為兩個國家擁有著名的氣候變化研究機構，即德國的波茨坦氣候變化研究中心（PIK）、荷蘭能源研究中心（ECN）和荷蘭環境評估署（PBL）。而其他國家或地區除了日本外，主要排放大國中國和印度的一次模型研究力量都較弱。

　　可以預期，模型比較研究方法將在未來的氣候變化研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據IPCC第六次綜合評估報告，國家層面預算約束的排放路徑分析、穩定的減排政策設計等都對模型比較研究產生較大需求。當然，進一步強化跨模型的氣候經濟研究需要對一些關鍵問題進行重點考慮。其一，各個國家針對具體的國情大力開發一次模型，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等高排放的發展中國家，是這些國家未來開展多模型比較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完善區域氣候經濟理論的關鍵環節。盡管當前歐美等國開發的多區域模型中往往將排放大國單獨列出，但建模基礎（數據及參數估值可靠性，對經濟、能源消費趨勢的預判等）遠不如面向本國的模型來得扎實。其二，建立有效的跨國家/區域、跨團隊的研究合作關系，這是搭建多模型比較研究框架的基礎。一方面需要就具體的研究問題，尤其是問題的重要性達成多方共識，另一方面還需要設計一些良好的激勵機制以提高多方參與的積極性。其三，對符合條件的模型進行合理選擇，以更好地支撐現實問題研究。事實上，除了模型團隊的意愿，模型本身是否適合特定問題的研究也十分關鍵。例如，模型結構問題、微觀層面數據可獲得性問題、求解可行性問題等，都是模型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