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氣候議題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氣候政治”也成為了國際政治領域的時髦詞匯。本文視角獨特，以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知識供給和話語權競爭為切入點，揭示了氣候領域科學與政治的互動——知識權威塑造、議題設置和管理、多元國際傳播平臺設置等知識供給途徑對于國際氣候談判中規則和規范形成的巨大影響力。同時，結合中國氣候研究影響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共有知識建構的實踐，針對中國如何克服在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塑造中的“知識供給”困境提出了系統的解決方案。本文選題新穎，大量運用一手材料（如IPCC評估報告），同時由于涉及氣候科學的專業知識，文章也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研究特征，對于氣候政治研究頗有啟發性。故，編輯部特推薦此文，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李昕蕾，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科學共識”其實是一種“非中性”知識框定過程，不同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知識塑造能力決定其能否在話語權競爭中占據優勢。目前歐美西方國家憑借其對氣候知識生產和科學評估的結構性主導權，在科學與政治的互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加劇了“南北分割”下的話語不平等與治理合法性赤字。隨著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影響權重和治理訴求的不斷提高，中國亟需在氣候治理共有知識的塑造過程中發揮能動性作用，從知識供給角度提升知識權威和話語影響力。從知識供給視角分析氣候話語權的塑造，意味著不能僅僅關注氣候知識的生產過程，還需要關注相應的影響策略和話語傳播能力。通過評估中國氣候研究對于IPCC第五份報告的話語塑造，可以看出中國在氣候知識供給中的話語合法化、話語公共化和話語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鑒于IPCC第六份評估報告的撰寫已進入關鍵性階段，中國應該把握通過自身氣候研究影響IPCC知識建構的重要機會窗口期，提升話語生產質量，通過議程設置和議程管理等推進話語的制度化嵌入，優化傳播機制、拓展平臺，以增強話語的規范擴散和受眾接納度，更有效地影響國際層面的共有知識生產，強化在全球氣候科學評估中的知識輸入和規范塑造，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在全球氣候政治中的話語權和制度性權力。

引言

國際話語權不僅是一國在國際舞臺上“說話”的“權利”，更 是一種“說話”的“權力”，其本質是一個國家通過自身對外話語體系影響其他國家行動或認知的能力，關鍵在于話語傳播過程的有效性以及對他國行為的影響程度。國際氣候談判的實質是關于碳減排空間制度、規則和規范的話語權競爭。國際氣候話語權可以界定為在國際氣候治理領域，以主觀認知的國家利益為基礎，對相關標準、規范、機制、程序等國際規制擁有的制定權、主導權、控制權和修改權，也包括對目前全球性和地區性氣候政策和氣候實踐的評判權。具體表現在國家以及其他國際行為體圍繞整體性氣候規則制定（氣溫警戒線、二氧化碳濃度警戒線等指標）、減排模式（減排基準年、減排承諾方式）、履約監督方式（透明度原則、盤點模式、可比性原則）以及融資模式（碳交易、碳關稅）等領域的發言權、辯論權、制定權和解釋權。從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 公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COP1）的“柏林授權書”到1997年COP3的《京都議定書》談判，從2007年COP13通過的“巴厘路線圖”到2015年COP21達成的《巴黎協定》，再到2018年COP24在卡托維茲展開的協定書細節談判，歷次氣候談判展現的是各國圍繞議程制定權與規則設立權角逐話語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誰掌握了國際氣候話語權，誰就能使國際氣候談判朝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

自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以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困境”日益突顯：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大國經濟快速發展、排放量上升，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及責任均不斷增強，這必然需要發展中國家在塑造氣候治理規則和標準規范方面提升話語權。另一方面，在發展清潔能源、強化氣候減緩和適應能力、提升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和實現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創新等領域，盡管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南方國家”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整體性話語權同其結構性實力仍難以匹配。本文認為，這種話語權的“南北分割”困境根源在于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知識供給不足，具體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同歐美發達國家在國際氣候科學主導權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南方國家”在科學知識供給方面很難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科學藩籬，無法通過知識與政治的互動來充分反映自身的治理訴求。面對日益復雜化和專業化的氣候談判與氣候治理進程，這種知識供給的“南北鴻溝”從根本上抑制了“南方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有限的政治權力。知識供給不平衡所帶來的話語權困境，使“南方國家”很難將代表自身利益的特殊氣候議題納入到國際氣候政治議程之中，也難以將體現自身特點的氣候治理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反饋到國際層面，導致其在規則制定和話語框定中進一步被邊緣化。

2016年《巴黎協定》生效后，全球氣候治理的“雙過渡”局面對于中國氣候治理話語權的塑造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一是從“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過渡為“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后，《巴黎協定》要求基于“可衡量、可報告和可核實”，建立針對國家自主貢獻（NDC）機制的透明履約監督體 系，實現“只進不退”的棘齒鎖定機制。在建立2023年之后五年盤點機制和后巴黎時代長效減排機制的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氣候治理細則、規則和規范的制定，需要新的知識供給并確立基于科學權威的話語權體系。二是中國從全球氣候政治體系的旁觀者、追隨者過渡為氣候治理的引領者，不僅需要中國突破中國氣候威脅論、氣候責任論等負面話語框定，更需要在知識供給方面提供令人信服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提升在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中與其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特別是特朗普總統自競選以來一直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依據,令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不僅阻 礙了全球氣候談判進程，更是挑釁全球氣候治理的共有知識和基礎價值規范。在這一背景下，基于“自下而上”自主貢獻的巴黎模式執行路徑以及卡托維茲氣候大會后的細則落實問題，都需要一種訴諸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公正性的氣候治理共有知識的支持。因此，在這一氣候治理“雙過渡”進程中，后巴黎時代的氣候政治博弈背后是更為激烈的氣候話語權爭奪。

本質上，話語權的提升需要通過科學、完善而又系統的理論話語體系來闡發國家治理實踐中所蘊含的“國家理念”和 “國家智慧”，將國家實力轉化為國家的話語影響力，這一過程也是知識供給的競爭過程。不可否認，氣候談判領域的話語權塑造與競爭往往體現在科學與政治的互動中。一方面，科學研究所具有的專業性、權威性和道義性為話語權建構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氣候科學評估在內部機制及方法論設計、研究報告撰寫、國際發表與傳播、最后結論確定以及氣候談判過程中的科學證據引用，都存在多種政治利益博弈。不同利益攸關方通過知識權威塑造、議題設置及管理、多元國際傳播平臺設置等知識供給路徑，來影響氣候談判中規則和規范的形成，最終影響氣候話語權的塑造，其中通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五次評估報告影響氣候談判進程，即為典型的案例。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的氣候評估結論，往往偏向于自身所倡導的氣候治理政治框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因氣候研究和科學外交能力不足，對氣候治理國際規則制定的影響較弱，一直未能在IPCC共有知識建構中發揮應有影響。

作為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和科學權威塑造的重要一環，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簡稱AR6）的專家選取、信息采集、報告撰寫和國際發布過程，已經成為國際氣候知識供給競爭的聚焦點。目前AR6已進入關鍵性的撰寫階段（2017—2022），這為中國氣候研究影響AR6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窗口期。在此期間，中國不僅要發布《國家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2016—2020）（簡稱NR4 ），更要積極參與AR6的知識供給，這就需要中國自身氣候研究的科學性支持，通過提出權威性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強化自身對于氣候治理共有知識的塑造力和影響力。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為如何克服中國在氣候治理話語權塑造中的“知識供給”困境，通過具體分析中國的科學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影響IPCC共有知識建構，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知識體系和國際氣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權威和制度性權力。

一、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塑造的既有研究

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的塑造雖然有賴于國家結構性實力的支撐，但并不僅僅取決于國家硬實力。話語權本質上是一種基于間接影響力的“巧權力”，其核心是由具有強大說服力、解釋力與感染力的概念、規則、規范與理論共同構建起來的系統性話語體系。迄今學術界主要從權力結構、科學外交和“南北分割”三個層面來關注全球氣候治理的話語權塑造問題。

（一）權力結構與氣候領導力建構

冷戰后的氣候議題成為國際話語權的角斗場，建立于己有利的全球氣候話語規則和制度已成為國家領導力的重要來源。西方學界對于氣候話語權塑造的關注，可以追溯到有關歐盟氣候領導力的研究。米哈烏·克日扎諾夫斯基從身份建構的角度分析了歐盟的氣候政策話語，一方面歐盟的氣候話語旨在通過共同的政策框架來推動歐洲一體化，另一方面，其氣候話語的塑造也服務于擴大歐盟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權。基于不同的權力來源，領導權可分為結構型領導力、方向型領導力、工具型領導力和理念型領導力。引領—追隨關系的形成是領導權發揮作用的關鍵，而其中基于話語權威建構的理念型領導力尤為重要。話語領導權本質上就是對于話語主導權的塑造，即一方通過提供特定的規則、規范和理論，界定特定問題的概念和解決方案，通過對新理念和話語的框定，來影響其他 行為體的利益認知和決策偏好，并在議程重置和制度創新中彰顯領導者的話語權建構，特別是通過知識擴散、學習效法和說服機制等影響他者的信念認知體系，進而影響其利益訴求和行為模式。米歇爾·格布等學者通過對《京都議定書》簽署過程中歐美在具體氣候話語規則上的爭奪來分析氣候領導權的博弈。雙方話語爭奪焦點集中在減排標準和減排基準年設定、碳市場和碳稅問題這三個方面，最終歐盟力推的發達國家基于1990年基礎的絕對減排模式成為國際社會最為認同的標準，也成為衡量各國承諾可比性的重要基準。之后，歐盟又出臺了多個文件，倡導量化減排、排放權交易、氣候條約的法律地位，以鞏固其話語主導權并進一步確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地位。在氣候話語塑造過程中，通過文本框定、詞匯創新等話語加工策略，歐盟將自身的認知規律和價值取向融入文本結構之中，并通過多元宣傳路徑傳播推廣歐盟氣候話語文本，強化其氣候治理制度性的權威塑造。卡琳·貝克斯特蘭德等學者則指出，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后歐盟的氣候領導權有所減弱，但在2011年德班會議之后，歐盟通過務實的談判策略（模糊化某些規范性話語）和聯盟建設（加強同中小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聯盟合作），強化了自身的領導協調能力（leadiator）及其聯盟網絡的話語影響力。

（二）科學外交的主體性爭論與氣候話語權塑造

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科學家團體通過權威性知識的制度化，可以介入和設定議題，幫助決策者界定利益，提升科學在外交決策中的影響力。因而，科學外交日益被視為國際話語權塑造的重要路徑。卡倫·利特芬發現，國內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一個國家在臭氧層、氣候談判等國際制度建設中的地位。氣候經濟學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指出，科學能改變政策制定和國際合作機制的前景，科學家團體通過界定范圍、描述風險及不確定性、警告遲緩行動的危害與傳播氣候認知四個方面，塑造氣候政治話語，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2010年英國皇家協會聯合美國科學促進會發布了《 科學外交新前沿》報告，強調科學作為專業知識支持已經成為重塑外交的關鍵性因素。

科學外交可以理解為國家間為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通過合作方式建立國際科學伙伴關系，特別是通過推動氣候科學共識和話語的形成，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相關談判的行為。運轉良好的科學—外交互動，對于在日益復雜的全球氣候治理中成功進行外交決策可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有些談判代表甚至以科學證據不足或是帶有偏見為借口，阻礙相關氣候合作，將所謂“科學結論”作為左右談判的重要外交工具。目前學界對于科學外交的爭議集中在外交施動本體上。曼雅娜·米爾科瑞特認為，科學外交的核心主體應為政府外交官員，科學家只是輔助，但在外交談判中外交官多存在接受和利用科學知識的認知局限性，因此，必須改進科學—外交互動設計以強化外交官的科學認知程度。而克瑞斯·泰勒和瑪麗·佩騰格等學者則指出，當科學技術話語轉變為技術官僚話語時，科學外交會變得過于強調明智政府和科技精英，導致氣候治理結構變得精英化和排他化。因此，科學外交的本體應轉為利益攸關方的多元參與，強調開放性知識塑造的公民環境主義更應成為氣候治理中的“新的話語共識”。隨著氣候治理機制復合體（complex regime for climate change）的發展，“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也必然要求科學外交的主體超越主權國家，國際組織、科學家群體、智庫聯盟、跨國倡議網絡、企業、城市等也能夠通過專業性的知識輸入來推進科學話語權威的塑造。

（三）“南北分隔”與發展中大國的話語權困境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發展中大國面臨的“話語困境”。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在發展清潔能源、節能增效、綠色金融等方面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其標準和規則制定權極為有限。另一方面，發展中大國難以將真實情況全面有效地傳遞到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對其努力和成就視而不見，僅就其排放總量上升進行批判和施壓。這種 “南北分割”的話語權困境同西方的體系性壓制和發展中國家有限的氣候傳播能力均密切相關。首先，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科技、媒體等方面的強大實力及話語權優勢，根據自身利益、標準及知識制定規則，左右國際氣候談判進程，在談判中享有優勢地位和主動權。如2007年6月荷蘭環境評估機構（MNP）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使中國過早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巨大減排壓力。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期間，英國氣候變化大臣米利班德于12月20日在《衛報》發表文章，利用國際媒體指責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談判進程，使中國面臨嚴重的話語危機。與此同時，西方學界普遍質疑中國在氣候變化中的立場演進，認為中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和利益認知受到國內“經濟發展優先/GDP主義”的捆綁，臆斷中國的談判立場很難發生根本性改變，并不斷框定這種負面認知。其次，就國內層面而言，發展中國家由于在談判權力運用、氣候傳播和氣候科研國際化等方面能力不足而帶來自身治理話語的缺失。謝來輝指出，中國在氣候談判的權力運用方面仍缺乏方略，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權力結構中，排放總量其實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資源，而不應僅被視為一種道義上的負擔。但是這種排放權力卻一直被西方利用于分化發展中國家陣營，將矛盾焦點轉向新興排放大國，并淡化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南北沖突的核心議題的嚴重性，進一步加劇中國的話語困境。鄭保衛和王彬彬重點從氣候傳播的角度分析政府、媒體、非政府組織三者互動的重要性，指出政府提升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話語權不能忽視同國際媒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合作。目前在氣候傳播和國際話語權研究中，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未能受到足夠重視。“南方國家”學者在減緩氣候變化經濟影響評估方面的研究相對滯后，不能為談判代表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因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傾向于采取防御性談判策略。有些學者也開始注意到IPCC評估報告中的引文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在拓展西方科學外交優勢的同時，卻未能充分考慮和討論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的最優實踐和特殊難題。

綜上所述，首先，既有話語權研究過度拘泥于權力結構關系和利益協調層面，集中探討西方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領導力博弈和話語權爭奪，多體現在協議文本和戰略技巧方面，缺乏對 “ 南方國家”引領氣候治理潛力和話語文本貢獻的關注。其次，關于科學外交的研究主 要局限于外交主體的爭論，強調多元行為體構建的話語空間以及包括科學官僚機構在內的多利益攸關方，通過達成氣候科學共識進而推動國際氣候談判，卻忽視了氣候科學評估的內在困境和共有知識建構的非均衡性，未能揭示“南北分割”下國內知識塑造同爭奪國際話語權之間的關系。最后，即使有研究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中的話語困境問題，認為在政治互動中多元科學話語的缺失致使所謂“價值中立”的氣候治理科學評估可能淪為一種霸權工具，但這類研究未能系統探析“話語困境”的深層原因和應對策略。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討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如何超越科學與政策互動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藩籬，從知識供給的“過程性”維度超越既有氣候話語體系中的“結構性”僵化局面，從根本上提升中國的話語權威和影響力；二是如何強化中國研究在全球氣候科學評估中的知識輸入和規范塑造，既能夠更為順利地融入歐美西方學界所主導的科學認知體系，還能夠在共有知識的塑造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為氣候科學外交提出務實而科學的對策建議。

二、基于知識供給的氣候治理話語權建構

尤爾根·哈貝馬斯和米歇爾·福柯曾就話語本質問題進行了影響深遠的辯論。哈貝馬斯主要從過程理性主義角度將話語理解為達成共識的媒介和工具，認為需要促成一種“理想交往情境”，從而促進多方社會力量介入其中，通過充分辯駁和論證最終達成話語共識。而福柯則認為，不受任何強制性影響的自由交流和充分溝通純屬烏托邦式的幻想，他從權力結構的維度關注話語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將人“塑造”為不同的價值主體。福柯指出，權力和知識是相互連帶的，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必然形成一種特有的權力關系。兩位學者的爭論表明，話語的過程性（共識性）和結構性（權力性）是理解話語權塑造的核心要素，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話語屬性充分體現在科學與政治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話語權的塑造是一種依賴于知識輸入和多方博弈的爭論性過程，話語性權力關系的確立意味著群體共識的形成。另一方面，不能忽視既有話語體系背后蘊藏的某種權力結構，該結構影響國際社會對于原則、規則、規范等價值標準的判斷，因此話語權的塑造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對既有話語體系結構的超越，也必然是一個知識供給和影響策略博弈的漫長過程。

（一）科學與政治互動中的知識供給格局及其結構性僵化

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話語塑造的突出特點是對于輸入科學知識和達成政治共識的雙重依賴。20世紀80年代初，主要是科學家群體在推動國際氣候規范的形成，得益于科學知識的不斷輸入，氣候議題最終進入政治議程，并在各種政治力量推動下進入國際氣候談判階段。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在許多專業性國際制度決策中，科學家團體通常扮演著權威角色。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擁有決策的權威，如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塞爾公約》等制度，就是以多種專業性很強的知識為支撐的。因此，氣候政治及其話語權研究需要關注政治與科學的互動關系。在既有研究中，科學家團體往往被視為兼具專業知識和道德規范的代表，在同政治家的博弈中推動了氣候治理話語共識的形成。彼得·哈斯引入了“認知共同體” （epistemic community）這一概念，用以描述包括科學家、政府和公共部門官員在內的專家網絡，這一網絡借助其專業知識勸服他者，形成共有因果信念和政策目標。作為認知共同體典型代表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通過匯總科學研究成果，賦予其評估報告以權威性、合法性和規范性，以極強的信息號召力塑造了強大的全球輿論，推動了全球氣候變化議程設置和政策協調。與此同時，政治談判也可以反過來影響科學研究，如2018年10月于韓國仁川發布的《IPCC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就深受《巴黎協定》中提出的1.5度目標的影響，圍繞1.5度目標的相關科學研究，也將成為2022年第六次IPCC報告的重要文獻來源。

然而，科學與政治的互動過程絕非是科學知識框定政策選擇以及政治偏好篩選特定知識的互動，這種博弈早在科學知識的形成和供給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科學家團體很難保持一種完全的“價值中立”，成為純粹真理和普遍理性的代表，比如很多參與全球氣候問題的科學家具有復雜的背景，他們的身份構成和利益認知并非是單一性質的。隨著IPCC越來越深入而廣泛地嵌入國際氣候談判之中，這一組織也逐漸政治化、官僚化，其話語傾向也開始固化。米亞那·拉森認為，科學評估已經成為政治談判的另一種手段，科學家通過創建結構化的共識觀念和話語規范，來實現一種“控制性情境知識和潛在性霸權媒介”。在氣候治理中，既有的科學認知共同體通過掌控知識體系的塑造，獲取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推動特定話語情景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構。最終，他們推動了一種囊括科學界、政府和社會的結構性知識權力的生成，具體體現為歐美科學界所主導的科學性權威話語。

在此背景下，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南北分割”現象日益明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科學聲音和公正性訴求往往被邊緣化、被削弱，知識供給過程缺乏有效的互動以及多元話語的爭鳴。這種知識供給的弱化導致共有知識塑造受阻。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本身治理能力較弱，科研能力受限制（在資金、技術、方法以及人才方面存在短板），缺乏通過成熟的科學研究話語同外界交流互動的能力，很難將自身獨特的治理議題訴求融入政治談判議程中。另一方面，歐美學界憑借自身在科研能力、成果發布、專家網絡以及國際制度安排上的優勢，在氣候知識塑造過程中擁有更強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在氣候政治很多具體的議題設定、話語框定和治理優先權確立方面，西方研究界的“霸權性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發展中國家既有的氣候變化科學研究成果。因此，如果不能從規范興起和共識塑造的角度來分析知識的 “ 被制造”過程，以及諸多行為體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的角色和互動，則無法真正理解氣候談判中的話語競爭和權力關系。

（二）氣候知識供給的過程性與“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建構

以IPCC所推動的圍繞國際氣候變化報告的大規模科學評估為基礎，目前全球氣候政治領域已經形成一個關于氣候減排和氣候適應的龐大知識體系。總體上，發展中國家貌似并不缺乏知識，但實際上缺乏能夠有效解釋自身應對氣候變化現實和特殊問題的知識，因而難以通過專業性知識塑造來影響氣候談判進程中的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真正能夠解釋發展中大國現實的知識，應該是在總結和概括其自身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而非完全依賴于歐美氣候治理知識體系。隨著發展中大國在氣候治理中的崛起，既有的知識體系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為了超越既有氣候治理知識的結構化藩籬，我們需要從知識供給的角度提升自身的話語權。這包括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第一，從嚴格的科學和專業精神出發，以生產能夠有效解釋發展中國家現實問題的知識為宗旨，確保實現有效、權威和道義的知識供給。通過有效的知識供給來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打破在西方結構化知識體系面前的被動接受局面，為主動的話語權確立奠定基礎。第二，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自主知識供給還應有更廣闊的全球視野，即以能夠有效解釋發展中國家現實及其特殊問題的知識，來豐富人類的氣候治理知識體系，完善氣候治理知識體系的塑造。這意味著我們對于全球治理知識體系塑造的理解，應觸及 “ 國際分享、共有、共建”層面，關注知識供給過程中交往空間和關系性互動所帶來的共有知識的累積，特別是要考慮中國如何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和實踐優勢在某些領域引領共有知識的塑造。

知識供給的過程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人類共有知識的塑造不是既定的結構性存在，而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知識體系，過程在知識的社會化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知識供給過程中應該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結構，鼓勵包容性多元參與，這既包括多元行為體，也包括多元行為體在關系性互動過程中所促成的包容思維。通過創造多元對話空間與交流平臺，這種長期互動性實踐可以催生重塑知識體系的過程。三是全球治理的有效推進有賴于塑造共有知識權威，即從一種人類共有命運的文明觀和價值觀出發，推進一種超越狹隘利益觀的知識價值。因此，科學認知共同體塑造本身不僅要超越利益集團的束縛，同時還要在多元價值互動過程中吸納更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產出能夠使全球治理各主體信服的共有知識，并將這種共有知識轉化為各國所信守的話語體系。

（三）知識供給視角下國際話語權的塑造機制

作為話語權形成的基礎，多元“知識供給”和共有知識的塑造過程，受到的關注度還較為有限，未能超越大國氣候利益博弈和“西方中心主義”知識產出的藩籬。西方建構主義學派強調基于特定知識體系的國際體系觀念結構影響國家行為體的決策，而東方文明則強調以交流互鑒來疏通文明之間的分歧與誤解，推進“知識塑造”和“價值融合”。這種基于包容性價值的人類共有知識供給，對推進全球治理中的長效國際合作機制建設具有積極影響。因此，對于全球治理知識體系塑造，還應觸及“國際分享、共有、共建”層面，關注知識供給過程中辯論性空間和關系性互動所帶來的共有知識話語體系的建構，從關系互動和認知交流的動態維度，強調知識權威的形成過程必須基于包容性對話空間的建構和創新性實踐的有效性爭論，在一種新的科學與政治的互動中塑造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從知識供給的視角看氣候話語權的塑造，并非意味著僅僅關注知識的生產，話語權的生成同樣需要相應的影響策略和傳播能力的提升。基于知識供給視角的國際話語權塑造，國家應注重話語的合法化、公共化和有效化，更好地塑造和引導國際輿論、掌握國際話語主導權（ 見圖－2）。

同歐美氣候研究相比，中國關于氣候研究的知識生產在全球的影響力仍然相對較弱，其中既包括知識生產的科學性短板（氣候研究能力及領域選擇、研究創新度等），也包括知識生產的開放性軟肋（知識生產英文化程度、科學研究同國際標準對接問題等）。基于對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中英文期刊的主題領域和數目統計（圖－4），可以看出中國氣候知識生產的薄弱表現：一是中國國際論文（主要是SCIE和SSCI）發表量與美國存在很大差距，在大多數領域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說明中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較為有限；二是中國在海洋觀測等主題有相對數量優勢的中文論文，但這些成果卻很難提升其在IPCC氣候評估報告中的被引用頻率，論文發表語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研究的國際影響力；三是在海平面變化、長期氣候變化、漁業或畜牧業與氣候變化、適應氣候變化、交通與氣候變化、建筑與氣候變化領域，即使是中文論文量也很有限，說明這些都是中國氣候科學研究的薄弱領域。但是上述領域卻同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治理能力及其國際話語權緊密相關。

在IPCC第五份報告（AR5）的氣候知識生產方面，中國在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基礎領域的研究能力相對較強，而在氣候變化適應和減緩等實踐領域的研究實力還比較薄弱，未能充分將中國的低碳創新性實踐反映到國際層面的科學研究中。第一工作組（WGI）側重自然科學基礎領域研究，在以中國大陸作者為第一作者的機構中，中國科學院的引文最多（123篇），其次是高校（76篇）和中國氣象局（53篇）。如中國科學院在冰凍圈觀測、氣候模式、近期氣候變化和區域氣候領域被引用較多，占該領域中國大陸作者引文比例的六成以上。在第二工作組（WGII）中，以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國家氣候中心、中國農業科學研究院為代表的學術機構，在亞洲、淡水資源、糧食系統和糧食安全、人類健康和公海等領域的引文量，均達到了相應領域總引文量的4％以上，這些作為中國在氣候變化影響、適應和脆弱性研究中相對具有優勢的領域應得到進一步強化。在第三工作組（WGIII）中，中國在以建筑、工業、驅動因子和人類居住為代表的減緩氣候變化路徑研究方面相對具有優勢，引文數量占中國該領域引用總數近八成，其中以耿涌和潘家華為代表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得到一定認可，其論點多次被引用。然而，第三工作組報告中前五名的中國高引學者平均被引量為4篇，遠遠低于歐美高引學者平均25篇的水平（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