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G20機制成立20年來已發展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然而，其固有缺陷、當前全球治理所面臨的新挑戰以及世界大國間的戰略矛盾等因素導致其面臨困境，且使部分“杭州共識”面臨邊緣化的威脅。本文在文獻研究和密集調研的基礎上，回溯G20機制20年演進史，以有效性和代表性的變化為主要依據，分階段考察G20全球治理的演進邏輯，討論其當前困境及杭州峰會后“中國方案”面臨的挑戰；在此基礎上就應對困境提出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二十國集團（G20）2019年6月28至29日將在日本大阪舉行第14次首腦峰會。自1999年正式成立以來，G20機制已經走過20年。從早期的部長級會議（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到2008年以后的峰會，其層級不斷提高、影響力穩步擴大，業已取代七國集團（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中國則在這一“歷史轉折中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作為國際社會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制度性產物，G20峰會機制為全球經濟金融的發展與改革提供了新的動力。然而，在G20機制固有缺陷、當前全球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泛濫、民粹主義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機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治理主體都面臨新挑戰。

鑒此，本文在文獻研究以及近兩年來對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亞等G20國家以及伊朗、巴基斯坦等非G20重要國家進行密集調研的基礎上，首先分階段回溯G20機制成立2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重點評估2008年G20升級為峰會后的機制化建設與演進邏輯，然后研討近兩年來G20機制所遭遇的最新困境，重點考察杭州共識的國際接受度與所面臨的最新挑戰，最后就如何延續“杭州共識”，并進一步優化G20架構、推進全球治理改革提出新的中國思路。

一、G20機制20年：治理成果與演進邏輯

促成二十國集團（G20）機制產生的機緣是兩場沖擊全球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富國俱樂部”認識到“既有G7/G8及更早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無力為新的全球化時代提供金融穩定;同時，需要建立既包括現有強國又包括新興經濟體的更廣泛和更長期的集團來提供這一全球公共產品”，于是建立了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機制以共同應對。而十年后的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則使G7自身淪為金融危機的發源地與重災區。為盡快恢復本國經濟以擺脫危機，發達國家不得不借助新興經濟體的資源和支持，因而促成了G20從部長級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機制，并由此逐步取代G7/G8峰會在討論國際經濟金融事務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下文將分階段考察G20作為全球治理平臺的演進邏輯，評估各階段成果。

（一）部長級會議時期，1999年9月至2008年10月，在柏林、蒙特利爾、渥太華、新德里、莫雷利亞、柏林、北京、墨爾本、開普敦，共舉行了9次G20部長級會議。G20機制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國柏林成立，由原八國集團（G8）以及包括歐盟在內的另外12個重要經濟體組成，形式為非正式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宗旨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提供一個非正式對話的新機制，以擴大在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之間就經濟、金融核心議題進行討論并合作，以取得惠及所有人的穩定、可持續的世界經濟增長。G20機制最終成員名單主要考慮了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以及作為一個會議協調機制的最大容量。這使得G20在代表性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國際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上較G7/G8都有了大幅提升。

正如有學者所批判的，G20在該階段仍局限于扮演G7“外圍組織”的角色。會議本身即明確規定，G20的創設只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部提供新的非正式對話機制;它只是IMF和世界銀行框架內的一種機制。它所發布的聯合公報也多為長期問題，且并不對實施這些目標所需要推進的具體步驟進行嚴格規定。以上種種特質共同導致了在成立最初的10年中，G20在國際社會所受關注較為有限，一直籠罩在G7/G8的光環之下，因而也無法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任何主導性作用。

（二）危機應對時期，2008年11月~2010年6月，在華盛頓、倫敦、匹茲堡，共舉行了三屆G20峰會。2008年G20舉行首次全球經濟治理峰會，“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對各成員國所造成的巨大共同威脅，也迫使各成員國產生更強烈的動機求同存異，彌合彼此間的認知差異與主張分歧，因而大幅提升了機制的有效性。效用的提升反過來又吸引更多國際關注與支持，從而加強了該機制的國際代表性與合法性。

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20個國家元首齊聚美國華盛頓，一致決心加強合作，共同努力恢復全球增長，實現世界金融體系必要改革。此后，G20告別了上一階段作為松散、非正式國際組織的狀態，轉而開始在協調各國政策、應對金融危機方面發揮實質性作用。2009年，G20確定在2011年之后將升級為年度性、制度化的論壇，專注于探討全球經濟議題。作為一個多層次的全球論壇，G20的會議在該階段已逐步發展、細分為內部與外圍兩個相互關聯的體系。內部機制的細化以及外圍配套機制的逐步完善被認為是G20機制成熟化、規范化的重要特征。

（三）預防機制轉型時期，2010年11月至2015年11月，在多倫多、首爾、戛納、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亞，共舉行了七屆G20峰會。在危機應對期之后，隨著G20治理效用的逐步顯現，世界經濟開始恢復、發展，應對危機的緊迫性隨之下降，大國/主要經濟體間的差異和矛盾重新凸顯。與此同時，表現出較強治理能力與潛力的G20機制則相應地從“應激性”“救急性”向預防性常規機制轉型。成員國以及國際社會希望G20在完成逐步治愈全球危機創傷的基礎上，進一步為未來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預防工作做出新的機制性貢獻。該階段G20在國內政治治理、審議結果、方向確立、決策和承諾、承諾落實、全球治理制度建設等領域不斷形塑共通理念，強化國際社會的凝聚力，并逐步打造出一個有更強代表性、認可度和高效性的全球治理網絡。圣彼得堡峰會后，G20的議題和目標也變得更加廣泛，除了關注中長期全球經濟增長的質量外，也加入了氣候變化、反腐敗、就業、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等新議題。

（四）“新全球化”時期，2016年9月至今，在杭州、漢堡、布宜諾斯艾利斯、大阪，共舉行了四屆G20峰會。在危機應對期與之后的預防轉型期，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憑借較有效的經濟刺激政策以及對國際社會“公益”的切實維護，已經逐步超越美歐傳統發達經濟體，而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增長的主要引擎。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帶動世界經濟快速增長。這些不僅導致了世界經濟力量對比與國際格局的變化，而且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進一步改革G20機制充滿期許。

這些期許集中體現在2016年杭州峰會的共識上。在貿易領域，各國達成《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共同聲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盡快實施世貿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在投資領域達成了《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在金融領域達成《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在發展領域，各國就推動包容與聯動式發展、推動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達成共識；在創新領域，峰會首次將“創新增長”納入G20核心議題，并就“G20創新增長藍圖”達成共識；在結構改革方面，杭州峰會完成了G20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九大優先領域和四十八條指導原則，制定了衡量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中國的推動下，G20機制不僅致力于推動全球發展事業的前進，更自覺將自身議程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2030）對接，以推動全球包容、聯動式發展，使經濟增長更加公平公正地同時普惠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G20機制不僅首次將發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而且也首次就落實SDG2030制定出有一定可操作性的集體行動計劃。對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G20推動落實SDG2030是一項“雙贏”的選擇:一方面，落實SDG2030不僅可以為G20整合其發展議程提供難得的契機，而且有助于推動G20成功轉型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長期性平臺;另一方面，G20杭州峰會在推動國際社會落實SDG2030上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對推動愿景的全面實現具有開創和引領意義。

面對西方所推動的“舊”全球化缺乏動力和國際合法性的困局，日益走近國際舞臺中心的中國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全球治理的新方案、新思路。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所謂“新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對G20機制而言，在歷經危機應對期、危機預防轉型期之后，以杭州峰會的召開為標志，轉向推動世界經濟的“新全球化”，即“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二、G20機制面臨的困境

在G20峰會機制發展的早期階段，圍繞它在全球治理模式和成效的批評可被歸納為“多余論、拒絕論、強化論、替代論、衰退論”五大類。近年來，隨著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思潮的興起，以及大國間結構性矛盾的上升，全球治理面臨新困境，G20機制也同樣面臨新挑戰。

（一）G20機制自身性質和組織形式存在固有缺陷。

G20內部存在三個組合：一是G7，就世界經濟和金融面臨的主要問題在發達國家內進行協調；二是金磚國家組織，在G20期間也將就重大國際議題協調立場；三是中等國家或者中等強國組成的稱之為“MITKA”的集團，成員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韓國和澳大利亞。它們游離于前兩者之間，希望“抱團取暖”、加大發言權。因此，G20具有先天的臨時性、非正式性和不穩定性，譬如三個集團間權力不均衡、缺乏凝聚力、合力不足等。這些特性又共同導致了G20的低效性，如議程的泛化等。峰會本身作為一個松散的國際論壇，其能否形成合議、公報本身依賴于出席該次峰會的首腦們能否達成共識;不僅效率不高，而且每年的公報內容也因為參與方數量較多而較為龐雜。此外，即便達成共識并發表公報，也不能對簽署國未來的行為構成任何實質性約束。峰會創始初期，目標明確，就是為了應對2008年經濟危機，且各國政策儲備手段也相對充足。而11年后的今天，各國能夠使用的政策抓手已經用盡，其效果還在逐年遞減;而刺激經濟發展和協調各國立場的新手段尚未成熟。

（二） 全球治理新形勢給G20機制帶來新挑戰。

一是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全球經濟發展總體趨勢為低速增長，新的危機和風險卻在上升。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專門創造了一個新詞“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以概括當前及未來全球經濟與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與趨勢。 布魯金斯學會與英國《金融時報》的數據顯示，自2018年秋季以來，發達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的情緒指標和經濟數據都在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已進入“同步放緩”階段，且2019年也難見逆轉。二是爭奪存量的新博弈。在全球經濟增長趨緩的背景下，各國都傾向于加緊“多分蛋糕”，而不是想辦法“做大蛋糕”。各國都試圖從現有的經濟增長中攫取更多份額，而非通過加強合作等手段促進全球經濟的全面復蘇與可持續增長。包括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本屆峰會東道國日本在內，發達國家大多謀求通過修改全球經濟治理的游戲規則，以便從現有的經濟存量中進行利益再分配，占有更大份額。三是科技外溢的新效應?？萍几锩M管有力提升了全球生產力，但由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的新鴻溝未能有效彌合，于是在發達國家產生新的國內矛盾，并向國際社會外溢。四是世界秩序的新亂象。在國際層面，英國脫歐對歐洲乃至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都產生了遠超此前預估的巨大沖擊；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刻赤海峽的對峙激化烏俄、俄歐、俄美、俄—北約矛盾；面對更加動蕩的中東局勢，美既插手中東事務又不想陷入泥潭的模棱兩可態勢使中東亂象加深，難民危機、伊朗核危機、巴以沖突等問題的解決前景更加黯淡。在國家層面，右翼政黨執政在不少歐洲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已然成風；而在歐洲的核心地帶，起源于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正延續和放大歐洲各國的排外和孤立主義現象，并向歐洲其他國家、世界其他地區蔓延；由難民、移民問題所引起的矛盾和沖突此起彼伏；防不勝防的“獨狼”式襲擊正利用最新科技給無辜平民造成巨大殺傷。

（三） 西方發達國家對G20機制的重視度大幅降低。

歐盟內部的分裂使其僅關注與自身有關的議題，而忽略全球治理。日本則希望借2019年大阪峰會為2025年大阪博覽會預熱、鋪陳，遂提出“社會5.0”概念。博覽會主題是“構建未來社會，想象明日生活”。顯然，日本在議題設定上旨在把峰會的主題引入國內公共事務管理，而非G20職分所在的全球治理領域。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對全球治理、G20峰會的認知、立場和行為都產生了質變。在峰會初創時期，美國總體上仍奉行國際主義，強調雙邊及多邊合作。但近兩年來，特朗普政府調整美國對外總體戰略，奉行“國家主義”，強調“美國也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其國內甚至出現了“拋棄G20”的聲音。G20初創時期，美國尚能放下身段，為尋求合作而適度讓權、放權；但現在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特朗普政府正謀求從多邊國際組織中“強行收權”；如不答應，則以“退群”回應。美國保守主義勢力在國內事務中歷來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特朗普政府正使該偏好加速外溢到國際社會和全球治理中，因而削弱、制約了G20這類依賴各國政府通力合作的全球治理平臺的影響與效用。2019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在有關美國經濟事務的多次表態中，點明了三個國際經貿組織作為其制定經濟政策的參考重點，包括世貿組織（WT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但沒有G20，進一步說明G20機制不受特朗普政府的重視。

（四） 中美戰略競爭使G20淪為大國博弈“角斗場”的風險增大。

自2018年上半年以來，受中美兩國貿易摩擦加劇的負面沖擊，G20在淪為“清談館”的同時，又平添了淪為大國角力之戰場的風險。2018年，中美兩國在另一重要跨區域多邊主義平臺APEC峰會上的拉鋸戰，以及由此導致的大會共同宣言流產，給當年的G20峰會敲響了警鐘。也正是鑒于對大國拉鋸戰對多邊協調平臺巨大損傷的防范與規避，在APEC峰會后不久召開的阿根廷G20峰會上，中美兩國以及國際社會都做出了一定努力，避免同類事故的再次發生。然而即便如此，在阿根廷峰會上所暴露出來的中美矛盾與分歧，依然成為會內會外的輿論焦點。從國際媒體的報道量來看，全球對中美關系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峰會本身議程的關注，且認為阿根廷G20峰會“已經變成了中美戰略與經濟摩擦的協調平臺”。在經貿摩擦之外，美國在臺海、南海的行動，以及特朗普政府出臺的“印太”地緣戰略也對中美關系的穩定性造成沖擊，從而增加了兩國在G20等多邊框架內的競爭強度。

三、“中國方案”面臨的挑戰

如前文所回顧，以2016年杭州峰會的召開為標志，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推動下，G20機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正朝著推動“新全球化”的目標邁進，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在最近三年的全球治理實踐中，“杭州共識”在加強各國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改革經濟金融治理機構、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領域的努力也遭到了一定阻力，面臨風險和挑戰。

（一）西方發達國家加大聯合制華力度。

作為西方政治經濟架構的自然產物，“全球治理”本質上可被理解為某種“朋友圈”。其中，英語國家（美、英、加、澳、新所謂“五眼”同盟）、法德等西歐大國以及日本仍居于核心位置。它們在國家層面通過一系列同盟關系相互綁定，同時在次國家層面，甚至在家族、個人層面上具有上百年的實踐和交往網絡，自然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小圈子，彼此在情報、資源、理念、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共識與共享。它們之間存在矛盾，但面對“外來者”時則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試圖共同“馴服”“規制”作為全球治理“新來者”的中國。全球治理本質上乃“全球公器”，應該為全人類的共同命運和福祉服務。但當前在西方強國的霸權陰影下，作為國際社會最重要“公共產品”的全球治理仍在相當程度上被某些小圈子、小集團“公器私用”。因此，中國仍需時間以積累全球治理經驗。

西方在全球治理各領域中的經驗、資源和手段仍強于中國。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G7仍將在G20框架內發揮主導作用。G7通常先行開會，討論對重大問題的共同立場，然后在G20峰會上體現一致性。課題組調研表明，歐美之間的一些爭執本質上并非他們彼此間的直接矛盾，而是歐洲一些官員認為，美國不應將貿易戰矛頭指向自己，而應歐美“聯手”對付中國。可見，這種所謂的“歐美矛盾”與中方此前的設想、期望相比，存在較大距離。故此次大阪峰會以及之后的G20會議上，都不能排除美歐在G7框架下事先達成協議，而后針對中國的可能。

（二） “中方案”面臨被西方曲解和污名化的威脅

中國與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仍存在相當差異：一是在全球治理的主體上，中國比較強調聯合國的作用，而美國則強調自己的聯盟體系優先；二是在全球治理的議題上，中國堅持發展優先，美國堅持安全優先；三是在參與全球治理的主權國家地位上，中國強調所有國家部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全球伙伴關系”，而美國則分出等級，認為其本國及盟友的利益要優先滿足；四是在全球治理的方法上，中國強調“不干涉內政”原則，而美國是要干涉內政的。還有學者從外交、經濟、社會政策三個維度考察中美全球治理觀的差異，認為他們在全球治理的方式、價值觀以及對全球治理各類行為體的重視程度都存在較大差異；如果說美國是“帶有霸權色彩的自由主義”全球治理觀，則中國的價值理念可被視為“主權基礎上的平等主義”。價值理念與行為方式上的巨大差異在網絡空間規則制定、氣候合作等重大議題中都有明顯體現。而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更放大了上述差異。

正是由于西方在全球治理的主體、參與者關系、議題目標、具體手段等方面與中國的理解存在相當差異，目前在西方“全球治理”的研究圈子中并沒有按中國本意去理解“中國方案”，甚至一些西方智庫、媒體或有意或無意地把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等同于“一黨專政”“共產主義”“國有企業”等，刻意制造“中國方案”與西方傳統政治理念和治理框架間“不可調和的沖突”，進而使“講好中國全球治理故事”面臨挑戰。

近年來，西方國家屢屢在發展模式、貿易補貼、市場經濟地位等領域向中國發難。在大阪峰會及此后的G20峰會上，西方媒體將大概率對中國及其發展模式展開一定程度的輿論抵制。同時，先于G20峰會召開的G7峰會也存在預先在上述議題上達成某種合謀、共識的可能。而在過去的多次峰會上與中國形成密切戰略協作與互動的國家，譬如作為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也可能在右翼的雅伊爾·博索納羅總統當選后轉向親美，從而進一步削弱G20框架內支持中國方案、中國主張的聲音。

（三）杭州峰會上所確立的若干原則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二十國集團的行動力與引導力，正在于持之以恒落實成果，確保各項議程的延續性?！焙贾軬20峰會中的多項核心內容，如重視基建、加強反腐、促進增長、互聯互通、契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等，屬于長期以來G20峰會的傳統議題。中國為其延續作出巨大貢獻。然而，另外一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主張、理念，卻正在被西方國家淡化、稀釋和邊緣化。譬如，在杭州峰會上所確立的“貿易部長會議機制化”“綠色金融”“發展中國家地位”“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提振經濟”等，已在后續的峰會中被陸續淡化或剔除。

以貿易與投資領域為例，國際貿易與投資規模的不斷萎縮、國際貿易投資體系的不斷分化，都給國際貿易投資的治理帶來嚴峻挑戰。為此，中國政府在G20杭州峰會上就推進貿易投資增長、強化G20貿易投資機制、促進發展中國家全面參與全球價值鏈等方面推動成員國達成共識。為使上述努力制度化、常態化，杭州峰會還通過了《G20全球投資政策指導原則》，這是國際社會首次在多邊機制下就全球投資規則的制定達成共識。在全球多邊投資體制缺失的情況下，《指導原則》有效地填補了國際經濟治理領域的空白，在全球多邊投資規制的歷史上了取得重大突破。《指導原則》提出的九項原則不僅覆蓋了國際投資體制的所有核心板塊和要素，同時還納入全新的國際投資規則核心要素，對現行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的增量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引，給國際貿易投資體系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推動國際貿易投資的國際合作進入新階段。

然而，在此后的兩屆峰會上，上述杭州峰會共識與成果并未被東道國在大會議程中延續，相關的研討、熱度明顯下降。各峰會主辦方更傾向于將本國所關注的內容設為核心議程。至于對杭州共識做后續的推進和落實，則面臨更大挑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杭州峰會舉行時，盡管中美在全球治理目標和手段上存在一定分歧，但當時的美國奧巴馬政府總體上仍然贊成國際合作，因而與中國明確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主張存在一定共識。然而近兩年來，隨著特朗普政府所強力推行的“美國優先”原則、貿易保護主義，中美上述共識正受到全面侵蝕。

四、中國的應對

盡管G20面臨種種挑戰，但它仍然是中國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而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僅需要利用好這個平臺為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也是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攜手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最終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谏衔牡姆治?，中國在現階段可以從以下措施入手，在進一步夯實杭州共識、捍衛國家利益的同時，推動全球治理的發展與G20機制的進一步優化。

（一）中短期延續杭州共識、捍衛中國方案的策略思考。

第一，借助G20峰會促進大國協調。首先，處理好大國協調特別是中美協調，審慎處理特朗普政府“美國第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中國所高舉的全球化大旗間的關系，避免兩個大國間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和能力產生致命誤判。其次，借助參加G20峰會與東道國拉近距離，開展公共外交也是題中之義。譬如，在大阪峰會上，中國可以從不同層面夯實中日關系，促進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尤其是形塑日本下一代對中國的正面認知。再次，可借G20峰會夯實與新興大國的關系，繼續與它們一起尋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語言，如和印度等國可以在大數據、醫藥、知識產權等領域就國際貿易規則公平化改革等議題達成共識。在G20框架中應注意團結發展中國家，協調立場，一齊發聲。

第二，以G20峰會為平臺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推動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改革。中國不妨在G20峰會平臺全面闡述有關WTO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勵市場競爭、捍衛公平貿易原則等中國主張，作用在于:一是占據國際社會的道義制高點；二是對外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統戰”美歐國內的部分工商金融界人士來緩和與美歐間的戰略矛盾；三是對內進一步借助擴大開放來加速國內改革。

第三，高度重視G20配套活動，以打造更加豐滿、立體的國際形象。中國國家智庫、高校智庫、社會智庫都應積極參與G20峰會的籌辦、參會和后續工作，在二十國工商論壇（B20）、二十國智庫論壇（T20）、二十國青年論壇（L20）、二十國婦女論壇（W20）等平臺上繼續發力，從而打造更加豐滿、立體的中國國際形象與影響力。

第四，借助“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政策抓手落實“杭州共識”，不斷擴大國際社會的接受度，并在促進“五通”的共同實踐中加以打磨、完善。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血脈經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將建設亞歐地區以海陸空交通線、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等為構成要素的綜合性立體交互網絡，為沿線國家的民間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質交往”基礎。而在“逆全球化”大潮下，加強世界各國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促進互聯互通，本身就是“探索一種全新的開放性經濟發展方式的嘗試，為密切國家間經貿的往來和抵御全球化風險提供更強大的戰略依托?！?/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