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交通和電力這兩個協同減排的核心領域得到了顯著的成果；同時，經濟發展并沒有因此而放慢步伐。深圳“雙達”項目研究發現，促進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大氣污染的排放，一定程度上將繼續倒逼深圳的產業轉型。

對一些傳統的高污染和高能耗產業，實現“雙達”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蔣晶晶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一些低附加值的、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行業，會因為環境問題上的限制，對其成本造成比較大的影響，這類產業就將從深圳淘汰。”

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實現“雙達”對同產業里技術比較先進的企業有正向的激勵作用。研究人員按通過碳排放交易的典型樣本企業的數據發現，碳績效比較高（即碳排放強度比較低）的企業，通過最近幾年的排放管制，技術的進步更快，碳強度下降速度和能效的提高也變得更快，因此，這些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和產值在整個行業里的占比變高。對于這部分技術先進的企業而言，同樣的措施并未影響其發展，反而使它們在產業中的占比有所提高。

以和交通治理息息相關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2018年8月，深圳市表示，將重點打造年產值800億-1000億元的國家級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實現20萬輛新能源汽車整車、60萬套電動汽車動力總成的產能規模，建立2-3個國家級新能源汽車及關鍵零部件研發測試中心。

這一藍圖是建立在深圳低碳轉型穩定發展的良土上。近年來，深圳本土的新能源汽車企業比亞迪在不斷擴張，如今已成為國內新能源汽車的龍頭企業。交通領域低碳轉型帶來的機遇也吸引了外來的企業，2016年，南京金龍客車制造有限公司亦將新能源汽車基地，落戶在深圳坪山。

蔣晶晶表示，從深圳整體的產業結構升級來看，第三產業占比穩步上升，第二產業里除了建筑業仍在上升外，水、天然氣等市政基礎產品供應穩定，而采礦挖掘業一直保持極少的占比。從整個制造業來看，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汽車裝備制造業等高新技術制造業，占比則明顯上升。

另一方面，王東也指出，在產業轉型提升環境質量的過程中，有一段時間的碳排放增多也是正常現象，重要的是確保排碳和治理環境的優先級。“節約并不意味著什么都不做。減少碳排放也不能以降低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為代價。”王東表示。

“在協同‘雙達’的探索中，深圳的經驗對全國其他城市地區而言十分寶貴。在國家和地方應對氣候變化職能從發改體系轉隸生態環境體系完成之際，協同管理從機構和管理職能上更加順暢，是推動協同”雙達“的良好契機。”能源基金會低碳城市項目主任王志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