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場雖然有利于技術進步和碳減排的實現，但是不同的減排目標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同的影響。如表5所示，三種減排目標下，減排初期GDP 相對于基準情景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別為0.02%，0.12% 和0.37%。低減排目標下，2020 年碳交易對GDP 的影響轉為正向，到2030 年達到0.03%；中等減排目標下，2021 年碳交易對GDP 的影響開始轉為正向，到2030 年達到0.05%，并且超過低減排目標帶來的正向影響；高減排目標下，2030 年碳交易對GDP 的影響達到0.02%。中國社科院和中國氣象局發布的2010 年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變化報告坎昆的挑戰與中國的行動》中對中國確定的2020 年降低碳排放強度目標可能帶來的影響做出了評估。根據模型測算，不同碳強度政策目標對經濟和社會福利有一定影響。40%到45%的這個碳強度指標的預設前提是中國將保持GDP 增長率8%到9%，對2015 年和2020年GDP 的影響均小于1％。本文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對經濟增速重新調整，得到的結果也是小于1%，與綠皮書的結論基本一致。與此同時，低減排目標、中等減排目標、高減排目標約束下，研發投入每年分別增加約0.53%，1.74%和3.56%。我國在“十一五”期間，實現降低單位GDP 能耗20％的目標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和財政手段。從實際運行效果來看，成效顯著但減排量仍然不足。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充分動員社會資源，尤其是私人資本和金融資源在節能項目上的投入較少，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碳市場在能夠有效地鼓勵低碳技術投資。

減排初期GDP 增長率均有所下降，但后期都將恢復到正向增長的水平，這是因為技術效應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需要一定的時間。Arthur[48]認為，技術進步路徑依賴的特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逐漸產量的增加，會帶來單位成本下降的收益；二是學習效應，隨著該項技術的流行，人們會改進產品或降低成本；三是協調效應，由于其他當事人采取相配合的行為，會產生合作利益；四是適應性預期，該項技術在市場上越來越多的使用，有利于技術的進一步擴散。減排后期，中等減排目標下GDP 的增長幅度會超越低減排情景下GDP 的增長幅度，高減排目標下GDP 的增長在2030 年以前雖然未超越低減排情景下GDP 的增長幅度，但也有超越的趨勢。這是因為低減排目標對于前期技術進步的刺激較小，使得后期對于GDP 的拉動作用也十分有限。此外，技術進步雖然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但是碳市場減排目標設置過高則不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因為技術減排的潛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圖2 所示，我國的研發投入增長率已經較高，并且會呈現逐年下降的態勢。高減排情境下，技術投資雖然增加較快，但不一定能達到很好的效果。這是因為一方面，技術研發和應用需要一定的積累，一項技術從立項到實驗，從試行到應用，需要很長的周期。中高減排目標的情境下技術進步的速度很高，但很可能會違背其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技術進步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無論是傳統的指令控制型（Command and Control-CAC）還是新興的市場導向型（Market-Based ncentives-MBI）都面臨著成本的約束。碳交易雖然能激勵低碳投資，但麥肯錫報告指出技術投資中大約只有1/3 的投資會產生經濟回報，其余都成為沉沒成本，過快的技術投資會產生大量的資金浪費，而且回報過低也會降低投資者的積極性。此外，投入過多一方面會對其他投資造成一定的擠出效應[46]，另一方面使得短期內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過快，反過來制約經濟發展[47]。所以從市場化角度來看，碳交易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有效平衡成本與減排之間的關系，必須確保對減排的正向激勵才能使得碳市場良性運轉，即排放有代價，減排有收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碳交易是能夠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實現減排，并且長期來看能實現經濟的正向增長，但是在政策初期，減排目標的設定需要仔細斟酌，既需要考慮對于當下經濟的影響，也要考慮未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應。目前我國碳交易試點基本為經濟發達地區，也是出于碳交易可能會加大市場負擔的考慮。當前節能減排市場中，電力、鋼鐵、水泥等行業雖然開展碳減排的潛力較大，但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較大，從市場未來發展的趨勢觀察，平臺將收納全國范圍內的交易，但是能否擴大實現全面覆蓋仍取決于試點工作的開展。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時期，嚴峻的經濟形勢要求碳交易必須要在初始階段和后期發展中都能夠實現經濟增長和節能減排的“雙重紅利”，這就需要碳市場實施的初期搭配其他的經濟策略來緩解這種負面影響，直至碳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對經濟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