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對環境污染重拳頻出，行政執法及刑事處罰力度不斷加大，環境污染刑事懲處的比例不斷提高。近期，兩高三部印發《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下稱《環境刑事紀要》），進一步加大對環境污染刑事犯罪的懲治力度。對此，結合近幾年辦理環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的經驗，我們梳理回顧了2018年全國法院污染環境罪刑事判決的相關情況，以供相關市場主體參考。

經統計2012-2018年污染環境罪的公開判決情況，污染環境罪數量整體上升明顯，尤其是2014年之后呈現井噴式增長。這應該與我國十八大之后強力治污、環境污染刑事解釋修訂、環保部門全國范圍中央環保督察嚴厲查處污染環境行為有明顯關系。

根據通過公開渠道檢索的情況[1]，2018年全國公布的污染環境罪刑事判決共計1380起。判決數量較2017年略有減少，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此前幾年污染環境整治的效果明顯，嚴重污染環境行為得到有效遏制，另一方面也可能與2018年判決尚未全部公開有關。

1.地區分布不均衡，發達地區案件數量占比明顯

華北、華東、華南三個地區，污染環境罪案件數量占全年總體公開刑事案件數量的84%。一方面與華東、華北、華南這些地區經濟發達，排污量較大的生產型企業相對較多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和發達地區對環境監管更加嚴格有關。

2.基礎量刑為多數，加重量刑為少數

污染環境罪有兩檔法定量刑幅度，基礎量刑幅度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加重量刑幅度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根據統計，在已經判決的1380起案件中，1021起案件（占比約74%）的量刑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66起案件（占比約5%）被法院認定“后果特別嚴重”，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于一些犯罪情節較輕的，有259起案件（占比約19%）判處了拘役，21起案件僅對個人單處罰金，13起案件免予刑事處罰。

3.40%的案件適用緩刑，4%的案件適用禁止令

根據統計，污染環境罪緩刑適用比例達40%。根據刑法的規定，該類犯罪在緩刑考驗期內可適用禁止令，目前占總體案件數量的4%，占判處緩刑案件數量的10%。

《環境刑事紀要》進一步強調對緩刑的適用要慎重，尤其是情節惡劣、社會反映強烈的案件，不得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對于判處緩刑的被告人，一般應當同時宣告禁止令。

根據該項要求，污染環境罪未來的判決可能會更嚴格適用緩刑，同時提高緩刑期間禁止令的適用。

1.單位犯罪總體占比較低

污染環境罪的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根據統計，2018年全國法院公開判決的1380起案件中，涉及單位犯罪的為131起案件，占比約9%。其中，有1起案件檢察機關起訴了單位，人民法院最終未判處單位犯罪；其余130起人民法院判決認定構成單位犯罪。

2.重污染企業仍占主流，環保綠化企業增多

污染環境罪涉及的行業[2]越來越多樣化。根據初步判斷，涉及7個不同行業。但是傳統的制造業，尤其是機械機電、建筑建材、石油化工、冶金礦產幾類重污染行業，今年仍然是污染環境犯罪的高發領域。另外，環保綠化行業出現的污染環境行為也明顯增多。

3.單位高層管理人員被追責較多

我國刑法對于污染環境罪的單位犯罪實行雙罰制，對單位判處罰金刑的同時，還要對相關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根據統計，法定代表人、公司負責人、實際經營者、生產管理負責人、安環負責人都有可能成為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其中，法定代表人、公司負責人被認定的比例最高，這與此類人員實際參與生產經營管理，往往有決策權，或者對于污染行為往往采取默許縱容態度有關，加大對此類人員的打擊力度，有利于防止企業實施污染環境行為。

除此之外，我們注意到，有12起案件，將股東、投資人等出資人作為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這與《環境刑事紀要》里要求重點打擊出資者、經營者、實際獲利者的刑事趨勢也吻合。

4.單位犯罪下，承擔責任自然人的刑罰力度略輕于個人犯罪

根據統計，130起單位犯罪的案件中，有79起案件（占比約61%），對于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采取了緩刑、單處罰金、免予刑事處罰或未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比例明顯高于總體案件中的比例（占比43%）。

《環境刑事紀要》進一步明確了單位犯罪的認定問題，規定了單位犯罪的認定標準，今后可能會強化對單位犯罪的刑罰力度。

本文回顧了2018年全國污染環境罪刑事判決的基本情況，后續系列文章將圍繞相關重點問題進一步分析研究。

[1] 本文章相關數據統計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系以“污染環境罪+判決書+2018年”為關鍵詞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案例-裁判文書一欄高級檢索統計得出，不排除2018年部分案例未公開或未收錄到該信息庫的情況，相關數據僅供參考。

[2] 行業類型的分類參考《財富中國》根據發達國家的行業界定與行業演變規則，對中國的行業進行的新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