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把碳排放控制目標強制分解到各層主體（包括下級政府和企業），把碳排放空間這種“公共品”的使用權向各層主體進行“私有化”，形成發展方式轉變、能源結構優化、技術進步的倒逼機制，調動各方主體高效利用碳排放空間的內在積極性。與改革開放初農村土地改革類似，通過將集體土地分包到戶，有效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產出效率，而將碳排放空間“私有化”也是為了激勵各主體珍惜利用碳排放權這一日益重要的“生產要素”。

其次，通過制度安排，允許在一定規則下交易碳排放配額，為相關主體提供更多選擇空間，既可以采取轉變發展方式、利用節能技術、優化能源結構等措施降低碳排放甚至賣出富余的配額，也可以通過買進配額生產更多的產品、享受更好的服務。由于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減排成本不同，不同區域單位碳排放的產出效率不同，從而可充分發揮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來推動既定數量的碳排放權產出最大效益。在所有主體都實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也就實現了國家在既定碳排放空間下的產出效益最大化。

因此，碳交易本質上是一項“政府創造、市場運作”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主導的對既定碳排放空間進行合理利用從而實現更大產出效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