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增長和市場框架之下，用市場經濟的思維，聚焦可持續增長的主線，利于大家找準自己的位置，研究能源、
交通、工業、城市等工作的每個深入的聚焦點拼湊在一起的全景和主旋律是什么？能否找到一個共同的框架來識別問題，之后去構造思路主線？
在一般的增長和市場框架內，從增長的主脈入手，我認為首先要解決背景設定問題，也就是說在怎樣的時空認知尺度內討論問題，這很重要。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尺度，包含不同的問題。
增長問題是主流經濟學界持久的熱門話題，無論在全球、國家、地區還是城市范圍內都能聽到大家熱烈的討論，比如：貿易戰對寧波會產生什么影響？GDP發展怎么樣，占比如何，GDP排名情況怎么樣？下一步增長的動能是什么，增加值從哪來？更進一步，新的投資重點何在？新的消費模式和熱點何在？新的市場如何塑造、如何拓展？以及以上問題中能源、排放物的含義是什么？我這里提到的排放包含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也包括常規污染物。
時間和空間尺度選擇
首先，時間尺度的選擇。現在從
政策進程到一般重要問題所涉及的時間周期至少需要30年，有人擔心30年太遠，太不確定，但當我們深入研究，涉及到一些重大問題時就會發現未來30年的事就是今天的事。我們今天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其實就是我上一代領導及我本人在過去40年的親歷。等到2050年，紀念祖國過去的30或40年時，就是今天我們在討論的事情。
我最近在看一些歷史書，講到改革開放是如何開始的。70年代末我父親當年曾在四機部（電子工業部）系統工作，他那時給我講過電子元器件、彩電和顯像管，當時各個工業部門都由政府相應的一個產業部委具體管戰略、規劃、投資、項目安排、生產調度、物資調配，是典型的管制經濟或計劃經濟，至今記憶猶新。所以，其實30年的尺度從人們的認知、感知來講不算長，在人的生命周期里也不算長，是人的認知心理可以達到的。
再看具體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和使用壽命的周期，昨天我在某沿海城市聽當地能源局的同仁談論想上新的電廠，他們報了一百多萬千瓦備案規模，說是和某省報的一千萬千瓦一比落后了，顯然其中含有燃煤機組，但作為基礎設施的投資，這些投資在未來30年的時間里已經鎖定了。
技術研發和市場應用的周期，技術從研發到最后在市場鋪開，10年、20年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體制演化周期，以
碳市場為例，輿論一度認為碳市場的作用立竿見影。其實想想政策體制的演化，改革開放40年，資本、房地產、商品市場等諸多市場演化了40年，現在是什么樣的狀態？它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它的條件是不是都滿足了？還有很多需要評估。現今低碳轉型的諸多政策、手段、體制、建設都必須放在較長的時間框架內才能看清趨勢。
社會的價值觀、心理、文化、認知的演變，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曾提到“國民訓政”，需要百年。百年后習主席的觀點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人民的民族心理、國民心理、價值觀產生很大變化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如何把短期（近五年）和中長期具體的聯系起來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短期波動和長期趨勢的區別和聯系主要在于克服特定社會主體的視野局限，包括個人、企業、政府部門。作為智庫，要把問題放在長時間尺度中去研究，要有遠見，要看到這些問題的影響。
第二，空間尺度的選擇。包括園區和社區，城市及城市群的尺度；對于中國而言，需要特別強調胡煥庸線以東南為重點區域；全球氣候和環境敏感區域的尺度與今天重大的政策“一帶一路”重合。
要素市場價格要反映要素的短缺狀態
要素市場價格要反映要素的短缺狀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選擇要素市場，將自然生態環境系統承載能力約束轉化成要素約束，包括全球氣候約束、局地空氣質量約束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的約束。1.5度報告中科學家給出很明晰的科學結論，但這些內容是否真正傳遞到經濟決策渠道中去了，以什么方式傳遞的？市場經濟經濟體最基本的是價格信號，是供給和需求，是否是有供給和需求的產品、服務或者要素形成了市場？這是我的問題。
增長的價值演變
首先，增長追根溯源是追求什么？中世紀王宮的豪華程度是國家強盛與否的標志。但后工業文明階段，對財富、幸福、福利、安全的衡量和體驗隨著人群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從事的職業和示范效應的變化而變化。未來10-30年這些民意、社會輿論、市場需求的變化趨勢是什么？的確，我們今天的很多工作要著眼于90后、00后一代的思想和價值觀建設，不僅是道德情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會實實在在決定未來20年、30年的市場和社會面目。
第二，整個社會的需求結構如何演變？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的小康、舒適；接著是安全、健康、體面問題，包括環境質量、飲水、食品安全等；進一步是教育；然后是公平、尊嚴和自我實現，這些都屬于規范經濟學和倫理問題，為什么今天講包容性增長，講社會資本？因為它實實在在決定經濟體的質量和方向，最終決定經濟體效率的重要特征。
第三，如何詮釋增長的質量？和消費者需求是否密切吻合，經濟效率和經濟效果如何？要素生產率，投資收益率怎么樣？這些都在國家重大決策里有所體現。在這些問題上智庫可以做出怎樣的貢獻？
增長的新動能
第一，投資問題。一個時期以來我聽到的觀點認為以后中國的投資不重要了，主要看消費。消費地位上升的趨勢是顯著的，但投資依然很重要，我認為目前的問題不在于投資是否依然是增長的發動機，而是在于投在什么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實現投資回報的社會經濟條件是否成立以及實現機制是否順暢。
前不久我與行業的學術領袖Nicholas Stern交流，他對中國的“十四五”提出：投資領域無非是在四種資本上，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投資回報率很低，投資的拉動作用在下降。問題在于我們還重復投資在物質資本上，比如
鋼鐵廠、煉化、重
化工業，這些投資的回報率顯然不行。從根本上講是投資的需求和結構發生了問題。
"有前景的是人力資本，在過去這些年中國的人力投資取得了成效。" Nicholas Stern先生認為，“中國的經濟體中，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是短邊。”自然資本包含生態、環境、氣候等領域，投資潛力巨大。
但問題在于投資者的回報如何體現？Nicholas Stern先生向國家發改委建議在“十四五”期間大力加強社會資本投資，實際上是解決社會公平、公民平等待遇、教育、上升通道等問題，創造社會基礎設施等等。社會保障的兜底也是巨額投資，但回報如何解釋？目前，投資健康已經不僅限于投資醫療，還有醫院、醫療器械、保健等。投資健康的領域很有前景，但環境如何？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跨界控制技術和材料。實現投資回報及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環境和具體條件。很多領域有潛力，但沒法實現回報，是由于政策環境和具體的條件沒有具備。投資形成的資產是不是真正能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否有新的擴展？要把實現環境外部性內部化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拓展市場疆界，從而真正形成環境低碳方面的有效需求。
第二，新的市場需求。如何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轉化為市場的有效需求？堅持構造環境要素市場的方向是什么？這里面包括創造市場，培育新要素市場和最終環境產品服務的需求方、供給方，以及市場信息的生成、監管、披露和供應鏈的管理。創造市場要明晰環境容量公共產品的產權，這是根本性問題。楊偉民同志在談論一般市場經濟改革時明確說碳市場最主要是解決產權問題。方向是否明確，決心是否堅定，如果在產權問題上我們很模糊、很淡漠，作為做主流市場經濟設計和發展的人來看，這個市場不可能發展起來。凡此種種，我們在新的市場需求問題上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包括與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掛鉤。
增長方式的轉變
增長方式的轉變核心在于改善要素生產率。我從2010年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十周年院慶時開始引用R= R inputs+R efficiency這個增長經濟學的基本公式。以增長率6.5為例，6.5由兩部分組成，要素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來源：白重恩，2018
表里列舉的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白重恩老師的數據，他把1978-2007年以及最近十年的GDP增速分解成人力資本積累，資本產出比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這是增長經濟學的基本分析。
借鑒熊彼特將歷史、統計與理論結合的原則，我個人認為表中時間斷代可以改善，因為1978-2007年時間太長，而且這段歷史是有區別的，從1978年到90年代，特別是2002年以前的時間具有相似性，2002年到2010年則是完全不一樣的發展階段。2012年以后的新常態又是一段時間。
盡管如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在整個經濟增長率中的占比。以前我一直認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增加第二項即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占比來保證基本的增長率，第一項占比下降。但在白老師的研究成果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2007年以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達6.24%， 在年均增長率10.05%中的貢獻率接近三分之二，金融危機后的十年，降到3.18%，貢獻率不到40%。因此中國的經濟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支撐增長率是退步還是進步？
后來我從歷史的斷代做出初步假設，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1978年很低，80年代潛力很大，到90年代勞動生產率改善，特別是當時人口紅利非常好，資本的產出比也有很大提高潛力，從很低上升到一定水平時，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較大。但那時創新驅動很弱，靠知識、技術來支撐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很低。
白老師的分解沒有把技術和創新分出來，在我們深入研究后可能能初步解釋為什么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增長率的貢獻率改革開放前30年大概是62%，而最近十年才到38%，其實是里面的內容發生了變化：人口紅利在下降甚至消失，資本產出比因為重化工業的投資而提高，創新，知識和技術的含量在增長。
未來30年，我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支撐是創新，包括科技、商業模式、體制機制的創新等。
深圳過去10年甚至15年的轉型是很好的例子，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顯示性的啟示，讓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達到新的動能，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找到新的支撐點。
第二：思路主線
我沒有提供思路主線，而是發起倡議，希望全行業的智庫群策群力共同發展未來30年戰略的思路主線。但我為大家提供一個概念基礎，那就是我們應該在什么范圍和框架內去發展思路主線。我的這些想法繼承了當年博士論文的部分研究，特別是受到我為IPCC-AR4做主要作者、為IPCC-AR5做主要協調作者所經歷的爭論的啟發。
科學、經濟體、工程技術之間的影響關系，其中邏輯的起點是科學，為什么是2度，1.5度？它轉化成什么樣的排放標準，總量、濃度和排放速率？另外能源產業，藍天保衛戰中稱為的四大結構：能源系統、產業、交通系統、土地利用與空間布局組成的“經濟體”，給工程技術提出技術標準，技術需要達到怎樣的水平才能使經濟體對應的四大結構做出符合1.5-2度要求的變化？
圖中由紅色虛線特別標注的“政治經濟學：公平”，我不認為這個問題在行業里面已經引起充分的重視，但這個問題很重要。
第三：能源基金會的戰略思考
識別重點與工作分層。我列出的7個方面的重點意味著能源基金會一年大概3500萬美元的預算流向。
中長期戰略已經啟動，是我們工作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一帶一路”；
電力系統的脫碳化以及終端部門電氣化；
還有一個有點敏感的話題是空氣質量驅動低碳轉型的策略，這不意味著氣候變化不重要，而是在中國的現實背景下，特別是在地方和產業部門中存在條件和可能性，使得空氣質量驅動四大結構變化，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理想的狀態是利益相關者直接關注碳、 輻射強迫和溫升，現在還做不到，但希望在未來10年、20年間能夠實現協同管理，取得協同效益，而協同的關鍵在于四大結構；
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能源基金會王牌項目之一城市項目將擴展到城鎮化過程的全范圍，特別是以人為中心。具體部門的政策，包括工業、交通、建筑等的關注點，除了技術標準外，還要納入市場需求和供給、產業趨勢和金融。國際合作，包括1.5軌、2軌的對話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