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還要有促進社區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重大效益[5]。同時,林業碳匯項目本質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森林生態效益價值化的問題;因而,文中評價指標的建立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共分為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3大類,下設若干指標。

       一、生態效益指標

       生態效益指標包括氣候效應、生物多樣性、水質、土壤、植被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及碳泄漏。氣候效應:包括空氣質量、空氣中匯能力動態、氣溫的動態變化,主要通過監測大氣中CO2的變化與氣溫動態數據來分析、評價森林碳匯能力。生物多樣性:森林貯碳功能的大小除與樹種、年齡、密度等因子有關外,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林分的質量與結構;因此,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應包含恢復或維持當地的物種群落,包括它們的基因變異和生活習性,恢復或維持當地生物之間的聯系及保護或改善水資源,同時測定本地種和外來種的數量及外來種對本地環境的影響程度。水質:測定水的污染度、營養成分、水溫與富營養化程度。據易碳家了解到，土壤:土壤是重要的匯,目前土地利用的變化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的過度利用與退化導致土壤向大氣釋放大量的 CO2,使主要的“匯”功能發揮了“源”功能,測定與監測土壤中有機成分含量及碳匯能力。植被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生物量的測定。碳泄漏:在項目執行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的變化,在項目區域之外,項目活動可能會導致碳轉移排放(碳排放增加)和碳匯的減少。

       二、經濟效益指標

       經濟效益指標包括投入、收益、科技的改進及GDP的增長。投入與收益評估:氣候的變化導致了貧困的增加和生物多樣性的損失,貧困使得當地居民采用不可持續的方式過度攫取資源,嚴重破壞環境;因此,評估林業碳匯項目的投入與收益。科技的改進:包括引進的先進技術、工藝等。GDP的增長:實施林業碳匯項目與 GDP增長的關系。

       三、社會效益指標

       社會效益指標共設有就業情況、人居環境質量、公民參與意識及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其中,就業情況包括提供的就業機會、吸納的就業對象和范圍;人居環境質量需要測定與監測人居環境的空氣質量和水質變化情況;公民的參與意識包括公民參與項目管理活動、接受培訓范圍及宣傳意識等;最終評估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