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對生態文明、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綠色金融等方面的著墨之多、篇幅之長、站位之高、措辭之嚴、決心之大、視野之寬，在我們黨的文件中是空前的。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在我們黨的文件中，“生態文明建設”首次被提升到了“總體布局”的高度；而2035年將要建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美麗”也由此成為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并列而不可或缺的五大特征之一。報告表示，我國已“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未來還將繼續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環境友好”，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中國引領全球綠色金融制度建設條件已成熟

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深化，綠色發展成效卓著。而作為生態文明體制機制的重要內容，發展綠色金融也成為了國家戰略性優先事項。2015年12月，人民銀行等七部委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了35項發展綠色金融的具體措施，成為我國綠色金融體系的“基本法”，開啟了系統性的綠色金融制度體系建設進程。銀行、證券、保險以及環境產權等各領域的制度體系加快成型。部分金融機構也對綠色金融業務管理和創新的不同領域，展開了深入的探索。比如，興業銀行自2006年起便深耕綠色金融，構建起了完善的管理流程、標準體系、專業團隊以及產品體系；工商銀行近年來也在環境風險分析和管理方面開展了探索。在政策推動和機構的主動作為下，我國綠色金融市場規模迅速增長。根據銀監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7年2月，國內21家銀行業機構綠色信貸余額7.5萬億元，占所有信貸余額的9%；綠色債券發行規模也從2015年的幾乎空白，升至2016年的2400億元，占全球總量的近40%，2017年上半年發行量占比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全球占比超過20%；截至2017年一季度，我國綠色證券投資基金約90只，規模接近800億元。除此之外，綠色產業發展基金、綠色信托、綠色保險等也獲得長足發展。

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張，帶來了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2016年7月，新開發銀行在中國發行了國際金融機構首單綠色債券；而當月，中國銀行開啟了中資銀行在海外市場發行綠色債券的進程；多家國外基金會組織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先后進入中國綠色金融市場。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我國推動綠色金融首次進入了核心議題，人民銀行與英格蘭銀行共同主持主導編制了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向世界提出了發展綠色金融的七項具體可落實的政策建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與贊賞。除此之外，我國也通過“一帶一路”、新開發銀行、亞投行、南南氣候合作基金等機制，推動國際合作，輸出資金、技術和理念。

可以說，中國的綠色金融市場已經完成了“規模趕超”，并具備了向“制度引領”角色轉型的基礎和條件。

全球綠色發展與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兩張皮”狀態亟待改變

綠色發展能夠帶來環境改善、資源節約等公共效益，但外部性內部化的困難導致市場主體發展動力不足。綠色金融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通過金融工具的作用，彌合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鴻溝，促進綠色發展。然而從目前實踐來看，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手段依然以財稅干預等行政手段為主，沒有形成市場內在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經濟復蘇乏力、政府疲于刺激經濟、公共財政空間有限的背景下，依賴公共財政推動的綠色金融不具有可持續性，也無法支持更大規模的發展。

明確監管規則、界定環境資源產權，在此基礎上借助市場自身的力量引導資源配置，是保障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手段。全球碳市場的設立就是一個生動的案例：在聯合國框架下，各成員方設定碳排放的核算標準以及總量約束，并設立市場進行交易。截至2016年底，全球已有近60個國家和城市建立了碳市場，覆蓋全球碳排放總量的10%以上，并催生了年交易總額超過萬億美元的市場，為碳減排提供經濟激勵。然而，碳市場只是綠色金融體系中的一個方面，要全面地推動綠色金融體系建設，還需要在更大范圍內探索制度創新與設計。

金融市場的核心在于經營風險。隨著環境、氣候和資源對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生產經營的影響越來越廣泛和深遠，重新考慮融資項目以及金融資產面臨的風險，顯得日益緊迫和必要。遺憾的是，反觀現有國際治理體系，在環境治理和金融治理之間嚴重割裂：關注環境保護的機構與關注金融監管的機構之間，根本沒有建立起任何正式的溝通渠道，似乎也沒有任何共同工作語言，由此也導致環境問題影響金融、環保離不開金融，但在正式的金融治理架構中，卻從未考慮過將環境因素納入其中。由此也就事實上導致“綠色金融”在正式制度安排中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比如，在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核心——巴塞爾協議及其他相關規則、標準和制度中，均沒有對環境風險給予明確專門的關注和考慮。是否考慮環境問題，風險迥然不同，但綠色與非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卻完全一樣。根據我國市場實踐，截至2016年6月，綠色信貸不良率0.41%，遠低于同期貸款總體不良率1.75%的水平；反過來，涉及落后產能、環境違法違規、安全風險問題的企業，其貸款不良率都超過4%。巴塞爾協議甚至都愿意單獨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設定更低的風險，在環境問題依然相當嚴重的情況下，至今仍沒有考慮明確綠色金融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可以考慮推動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調整，適當調低綠色金融資產的風險資本占用，這對于擴大全球綠色金融業務規模、提升市場吸引力，都將帶來直接的影響，也將提升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內在動力。由此將會徹底改變目前綠色融資更多需要依托財政補貼的狀態。除了直接調整風險資本占用比例外，由于綠色帶來的環境改善、資源節約等效應造福了全社會，因此，我國也可以在未來《破產法》的修訂中，將綠色債權的受償順序提前，明確綠色債權優先受償地位，以此進一步降低綠色投資風險。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而G20杭州峰會后的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也提出，我國要提高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增強國際規則制定的能力。十九大報告也進一步明確，我國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綠色金融關乎我國乃至全球永續發展，而我國在相關領域已經走在了全球前列，并逐漸顯現出對全球的引領作用。依托我國綠色發展迫切、綠色金融市場規模大、政治決心堅定以及特有的制度創新優勢，結合我國綠色金融業務實踐，借助G20框架下國際合作機制，推動全球在綠色金融風險相關研究領域的合作，進而通過FSB（金融穩定理事會）等機制推動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修訂和完善，加快推動我國綠色金融對全球的“制度引領”，不僅能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同時也能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落實千年發展目標，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為本報專家委員會成員、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興業研究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