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風險被廣泛提及，但它帶來的發展機遇卻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并不需要在解決氣候問題和經濟增長中二選其一，應對氣候變化而進行的清潔能源轉型本身就是一次機會。即便只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各國也不應違背其做出的氣候承諾，同樣也不應該接受其他國家在氣候治理上退步。

　　與許多國際合作議題一樣，全球氣候行動正處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是超過140個國家已經正式批準《巴黎協定》并準備兌現各自的承諾。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卻試圖廢除關于環保和氣候變化的聯邦政策。

　　目前，美國未來數年中在清潔能源轉型中扮演的角色還不明朗。美國的問題不僅在于是否會長期處于《巴黎協定》的框架之內，還在于能否積極地參與到目前的進程中，例如，各國仍在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透明報告進行談判。

　　同樣不明確的還包括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引起的國際譴責將如何影響安全、貿易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以及美國的退出是否將動搖其他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的決心？

　　即將舉行的七國集團（G7）和二十國集團（G20）等國際峰會有望看到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真正的立場以及其他國家的反應。其他主要經濟體正堅定地支持全球氣候行動，比如就在近期召開的G7能源部長會議就發布了一份非正式聲明，除美國外，所有的G7國家都為這份聲明做出了背書。

　　G7和G20旨在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各成員國應主張將氣候變化問題融入發展議程之中。氣候變化會給全球經濟帶來一系列風險，這種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忽視氣候變化的影響將與經濟發展相悖。

　　與氣候變化的風險相比，氣候變化帶來的機遇并沒有得到相同的關注。世界主要經濟體（包括新興經濟體）正在不斷擴大的清潔能源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中國、印度和巴西都處于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前十之列。在為實現《巴黎協定》的承諾而做準備的各個國家中，中國正朝著主導可再生能源出口的目標行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十大太陽能電池生產商中，中國企業就有六家。這些國家和國際論壇開展氣候行動的主要驅動力可能并不是利他主義或環境保護主義，全球經濟穩定和國家競爭力是其行動背后的主要因素。

　　一、氣候風險分類

　　顯而易見的是，氣候變化導致的地貌改變對經濟穩定造成威脅。極端天氣和海平面上升、沙漠化等現象會影響食物與水的供應，破壞基礎設施，擾亂人的正常生活并引發遷徙。

　　除此之外，氣候變化還會帶來過渡風險（transition risk）。政府為遏制溫室氣體排放而制定政策，市場將更加青睞無污染的能源，這些都會對原有資產的價值產生影響。

清潔能源轉型的持久性

　　在短期的政策反復面前，清潔能源轉型展現出較強的適應性。雖然說個別國家在減少碳排放上違背承諾不會破壞全球氣候行動的觀點有些幼稚且虛偽。但政策和市場都表明，個別國家的違約雖然會減緩能源轉型，但并不足以逆轉潮流。

　　首先，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決心不會輕易消失。2016年的美國大選讓美國在國家層面放棄領導解決全球氣候問題，但大選之后仍有30多個國家批準了《巴黎協定》。同時，中國、歐盟等溫室氣體排放國（地區）重申了對《巴黎協定》的支持。另外，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也仍然致力于減少碳排放。按經濟總量，它們可以稱得上是全球第六和第十三大經濟體。

　　其次，不斷下降的成本促進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自2009年，全球范圍內陸上風電和光伏的平準化度電成本持續下降，在2040年前它們的成本還會繼續分別下降41%和60%。相應地，大部分新增發電力裝機容量被可再生能源占據（圖1）。

圖1：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電力裝機占比

　　

（注：可再生能源電力不包括大于50MW的水電）

　　過渡風險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并不是由氣候變化直接引發，而是由減少碳排放的政策變化和市場力量造成的。

　　在一個將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2℃以下的情景中，高碳資產將貶值并更早報廢。據估計，在此種情景假設下，2050年前，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儲量、近半的天然氣儲量和超過八成的煤炭儲量將無法被開采。

　　試圖阻止清潔能源轉型只會加劇未來的過渡風險，最終導致更加劇烈、動蕩的過渡期。

　　問題已經不在于資產是否會根據碳強度重新定價，而在于重新定價的幅度。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和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測算，相比于正常推進清潔能源轉型，將氣候行動推遲至2025年將導致擱淺資產規模擴大三倍。2050年前，發電領域的擱淺資產就會上升25%，也就是增加800億美元。

　　二、機遇：過渡風險的另一面

　　最近，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工作提升了人們對過渡風險的認知。應G20的要求，FSB成立了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TCFD為企業在財務報告中提供氣候風險信息編寫指南，并將于今年6月向FSB提交最終建議。

　　人們對過渡風險帶來的過渡機遇還認識不足：當高碳資產貶值時，低碳的替代品將受到追捧。

　　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創下記錄，占據了55%的新增裝機容量。在將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2℃以下的情景中，未來十五年，光伏和風電的發電量年均分別將增長18%和12%，并將于203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力來源。

　　同時，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到2416億美元，2015年更是創紀錄地達到3122億美元（圖2）。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幾乎是化石能源發電投資的兩倍。

圖2：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 單位：十億美元（B）

　　

　　但每個國家的投資力度不同。中國目前是投資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國家，2016年的投資額達到783億美元，比位列第二的美國高69%。

圖3：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前十名國家.單位：十億美元（B）

　　

　　總體而言，在可再生能源投資領域，發展中國家如今已經可以與發達國家匹敵，甚至在2015年實現了超越。

圖4：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投資.單位：十億美元（B）

　　三、自利性及其政策工具

　　即便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政府也將避免在減少碳排放承諾上模棱兩可，也不會接受其他國家含糊其辭，這些國家會在國際社會上推進氣候議程。如若不然，則不僅需要面對增長的物理和過渡風險，還會錯失經濟發展的機遇。氣候政策會摧毀經濟的說法是錯誤且過時的。

　　G20等國際論壇可以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例如為私營部門提供TCFD的應用指南，持續推進化石能源補貼的改革，以及在碳定價上保持對話。國家之間可以通過部長級會議等方式，在清潔能源研究和發展方面進行合作。

　　也可以促進影子碳價（shadow carbon pricing）在國家法規制定、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際發展金融的決策過程中的運用，將氣候變化的成本考慮進去。這在識別氣候風險和機遇的時候非常重要：影子碳價可以將投資從面臨過早報廢的高碳項目，轉向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仍然可行的項目。為了在長期內保持盈利，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開始使用影子碳價，例如將碳排放的成本內部化。2016年，這些公司的數量同比上升了23%。

　　上述這些政策工具與合作模式應該超越意識形態的范疇。舉例來說，對創新的財政支持歷來受美國兩黨歡迎：喬治·W·布什總統曾建立了美國能源部高級能源研究計劃署（ARPA-E）。就在去年，國會投票同意增加該計劃署的預算。而其他有益于國家和全球經濟穩定繁榮的工具理應得到同樣廣泛的支持。

　　美國保守派人士、茶黨運動的聯合創始人Debbie Dooley是清潔能源的堅定支持者。她表示，與保守的共和黨人談論氣候變化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提到清潔能源有利于美國的能源獨立、國家安全、競爭力和創新，雙方還有談下去的可能。從“過渡機遇”和“過渡風險”的角度來看，2015年美國太陽能產業的就業人數已經超過油氣開采行業；而且美國最大煤礦公司的CEO勸特朗普不要對煤礦的就業報太大期望。但是特朗普的內閣顧問團隊仍未就《巴黎協定》達成共識：在4月27日的會議中，以環保署長為首的一方堅持退出；而反對退出的一方也在考慮是否要與締約方再次談判，增加有利于美國的條款。希望在5月末G7峰會之前，特朗普政府可以給出一個負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