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城市經濟化程度的加快，我們從大自然中汲取的資源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生產生活中產生的污染物也日益增加。社會各界人士對于環境保護這一話題的關注度逐漸升高。面對近年來大氣污染防治、水環境治理、土壤治理問題形式愈加嚴峻，今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已開啟對環境違法行為的“零容忍”態度，人們對環境污染責任險（以下簡稱“環責險”）的呼聲越發高漲。

被稱為“綠色保險”的環責險，是以企業發生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損害依法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為標的保險。據了解，這種污染有嚴格限制，保險公司只對突然的、意外的污染事故承擔保險責任，如此便排除了故意、惡意的污染事故。

可以說，用市場的手段分擔企業污染環境的財務成本卻是治理和修復環境制度的首選。“環境進入高風險期，守住安全底線難度大。”這是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2016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的一席話。陳吉寧坦言，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是我國環境高風險期，環境事故呈高發頻發態勢。從此前的一些環境污染事故來看，由于企業難以承擔巨額的環境修復賠償，時常陷入“企業污染，政府和受害者埋單”的怪圈。從企業主體角度而言，安聯全球企業及特殊風險環境污染責任險負責人亞瑟盧認為，環境事件會令企業面臨業務中斷的風險。最近發布的《2017年安聯商業風險報告》，通過對55個國家的1200多位專家進行調查，發現業務中斷在全球商業風險榜單中排名第一，在中國亦排在前列，而導致業務中斷的潛在風險很多與環境事件相關。但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環責險不是讓企業破財消災，有污染風險就應該有保險，環境污染責任險的根本目的還是保護環境，造福大眾。

對于我國保險行業而言，環境治理的日益嚴苛無疑助推了環責險需求的增長，但實際情況告訴我們，環責險的增長速度不夠快。對此，專業人士指出，環責險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保險領域，企業的生產地點、生產流程各不相同，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程度都有差異，且環境污染事故對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通常具有潛伏性和累積性，這就要求保險公司在承保時，具備大量環保技術和知識的專業人員。但由于中國環境責任風險起步較晚，專業人才短缺，因此，也影響了環責險產品的研發和市場拓展。

縱觀全球環責險的發展，亞瑟盧表示，環責險的市場規模在快速擴大，并覆蓋從工業污染到流行病爆發在內的環境和公共衛生風險。過去，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的多是大企業，如今，小企業也有投保，并將本地的一些風險也納入進來。預計未來，全球的環責險保費規模可達約20億美元至30億美元。

針對我國“綠色保險”探索中存在的問題，應吸收他國經驗，多管齊下，加快從法律、保險模式、市場引導和扶持等環節加以完善。業內專家建議，一方面，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環責險的推廣提供法律基礎和保障。當然，制定相關法規需要慎重，要對險種的風險評估、風險控制、風險分擔與聯保、免責條款、保費標準、賠償范圍、賠償標準等細節問題做出科學公平合理的設計。另一方面，將強制保險與任意保險相結合。考慮到我國社會發展情況，不宜一刀切地實施強制性環責險。相關部門可以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環責險目錄，在環境敏感區域，對那些破壞性強的污染企業和風險，應明確規定其必須參加綠色保險；對于污染損失不大且有污染處理措施保障的污染風險，可采取自愿投保方式。

與此同時，政府也應加大對環責險的扶持力度。對于積極開展綠色保險服務的保險企業，應在稅收、資金等方面予以支持鼓勵，降低保險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其開辦綠色保險業務的積極性；對于參保企業，可以在保費方面提供一定的補貼，參加綠色保險的企業可以在金融貸款、稅收方面享受優惠政策。此外，鼓勵更多的高環境風險企業參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