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消費者權益日前夕，《南方周末》發布一個“漂綠榜投票”，根據該文界定，所謂“漂綠”，意指企業宣稱環保，卻言行不一。漂綠榜認為，不同于單純的環境污染事件，漂綠實質上是一種虛假的綠色營銷。也就是說，無論是出于主觀還是客觀的因素，企業在環保信息的實際披露上都存在某些瑕疵，特別是信息披露中的不完善和不對稱問題，主要表現為僅披露積極的、環保的信息，而忽略了對消極的、有違環保責任的信息公開和披露。

對此，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企業林林總總的各種漂綠行為背后，究竟存在哪些可能的原因？結合筆者團隊正在開展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研究，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企業漂綠行為背后的信息披露機制。

有關信息披露機制，就生態環境領域而言，與企業相關的主要體現為企業管理者傾向于披露什么環境類的信息，以及為何要披露這些信息。其中，就披露什么環境信息而言，主要有各種排污的情況、生產過程的排污標準和管理、以及各種環保的努力等等，比較常見的是以“自清”的方式通過各種外部第三方的認證來表明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理念。就披露的原因來看，則主要有政府強制、市場倒逼、社會責任等，分別是制度、經濟和道德三個層面上的原因使然。

上述這些信息披露機制都已經得到較充分的研究與論證，但在信息披露的深層原因上，仍然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譬如，企業的各種特性如何影響他們在相同外部環境下的信息披露水平？又譬如，非信息類的規制政策及規制程度又如何通過各種間接的途徑傳導到企業，決定其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等等。也正是這些同樣的類似因素，影響了企業在環境信息披露上的決策，致使其出現“漂綠”的行為，也就是披露了虛假的信息。

具體到虛假環境信息的披露，目前的研究相對較少。

一方面的問題在于如何界定信息的虛假，究竟是由政府還是市場（第三方機構）來認定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真實性，這涉及到信息披露的制度和治理機制問題，譬如某企業通過了政府或市場的某種環境標準認證，進而公布其認證結果，但這樣的認證并不代表企業就獲得永久性的“豁免”，僅能證明在某一時點上的狀態，而與其后來的環保表現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

另一方面問題則是對企業漂綠行為的懲罰，理論上同樣存在法律的、市場的和社會的三種懲罰機制，但事實上，這些懲罰機制是否有效還得取決于很多其他的因素，譬如全社會信用機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包括政府自身環境信息披露的規制等等。即便就同一個漂綠行為所面臨的輿論壓力而言，也可能存在不同輿論環境下的不同壓力傳導機制，使得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在不同行業、地區和時間上有所差異。

總體上，我們認為，在特定的制度安排條件下，個別企業的漂綠行為也是“理性”的，在收益與成本上是相對稱的，假如在某個行業或地區出現大面積的企業漂綠現象，那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在相應的制度安排上是否存在缺陷，盡管我們在事實上無法完全杜絕企業的漂綠沖動，但至少可以通過各種努力，來最大程度上降低漂綠行為的收益，加大其成本，使得漂綠的沖動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