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或潛在的環境問題，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采取的各種行動的總稱。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術的、行政管理的，也有法律的、經濟的、宣傳教育的等。

    環保產業是一個跨產業、跨領域、跨地域，與其他經濟部門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綜合性新興產業。因此，有專家提出應列為繼“知識產業”之后的“第五產業”。

    環保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結構中以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所進行的技術開發、產品生產、商業流通、資源利用、信息服務、工程承包、自然保護開發等活動的總稱，主要包括環保機械設備制造、自然保護開發經營、環境工程建設、環境保護服務等方面。

    近四年來，受國家加快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多個循環經濟領域示范試點創建實施(節能減排綜合示范城市、“城市礦產”示范基地、園區循環化改造示范試點、海綿城市等)、社會公眾節能環保意識提高等多因素推動，中國節能環保產業快速增長，總產值從2012年的29908.7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45531.7億元，與上年相比增長16.4%。細分領域中，節能產業、環保產業增速迅猛，年增長率均超過了20%;受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影響，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增速略有回落，產值規模被節能產業反超。

    2014年，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2294.6萬噸，同比下降2.47%;氨氮排放總量238.5萬噸，同比下降2.9%;二氧化硫排放總量1974.4萬噸，同比下降3.4%;氮氧化物排放總量2078萬噸，同比下降6.7%，四項污染物排放量較2010年分別下降10.1%、9.8%、12.9%和8.6%，其中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已提前完成“十二五”任務，氨氮接近完成，氮氧化物減排超過序時進度。

    “十二五”以來，環境質量改善取得積極進展。全國脫硫、脫硝機組占火電總裝機容量比例由2010年的82.6%、12.7%提升至96%、87%;完成煤電超低排放改造8400萬千瓦，約占全國煤電裝機1/10，正在進行改造的超過8100萬千瓦，電廠煤耗達世界先進水平;四項主要污染物減排任務提前完成，酸雨面積已恢復到上世紀90年代水平。

    2014年，全國投運的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共4436座，總設計處理能力1.71億立方米/日，平均日處理水量1.35億立方米。2013年，全國投運的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共4136座，總設計處理能力1.61億立方米/日，平均日處理水量1.26億立方米。2012年，全國投運的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共3836座，總設計處理能力1.49億立方米/日，平均日處理水量1.16億立方米。

    污泥處理能力概況

    目前我國污泥處置行業分散，單個企業的處置規模比較小，專業從事污泥處置的企業數量較少，最大的企業是無錫國聯環保，處置規模在1100噸/日左右，約占總污泥量的1%，處理方式主要是干化焚燒。因此，在污泥市場爆發過程中，將迎來一次跑馬圈地的運動，技術儲備多、資本實力強、示范項目好的企業將有機會奪得大量的項目。

    初步估算，2015年底，污泥無害化處理規模達到797萬噸/年(干泥)，相對2010年增加185.66%。從區域來看，廣東、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南、山東、北京等地區新建規模較大，是未來幾年污泥項目招標的重點省份和城市。

    污水處理能力不足

    假設2015年市政污水量達到500億噸，污泥(80%含水量)占比0.08%，污泥約4000萬噸，日處理量為11萬噸/日;假設噸投資30萬元/噸，總投資額約330億元。從運營角度來看，焚燒的運營成本在200-300元/噸之間，則全部焚燒的運營收入在80-120億元之間。

    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沒有足夠滿足相關標準的填埋場進行衛生填埋，也沒有干化焚燒等污泥處理處置工業和專業處理機構，巨量污泥去向不明，帶來的環境風險不言而喻。與污水處理率的快速提升相比，我國污泥處置問題卻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由于環境問題已具有全球性(如全球變暖、物種滅絕等)，技術解決環境問題的潛力也具有國際性(從根本上說，科學和技術已經國際化)。因此，要實現國際環境技術合作，人類必須付出共同的努力。在國際性和技術推廣中，問題的真正關鍵是確保這些技術能到達需要這些技術的人手中，克服諸如缺乏情報信息及某些情況下無力支付商業性先進技術問題。

    在一個開放的經濟中，落后經濟可以采用適用的、更先進的外國技術來創新。由發達國家組織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計劃有助于培育創新，特別是推廣采用新技術和新產品。商業交往過程中，技術和思想很自然地擴散，并通過貿易來交換信息，這被經濟學家們稱為“文化擴散過程”。

    正是由于這一過程--環境技術貿易(ETT)方面存在諸多的問題，極大地影響力環境技術的轉化和擴散。因此，建立全球環境技術市場，通過有效的環境技術轉讓機制實現全球環境技術共享(這依賴于環境技術的有效轉移和傳播)，特別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加容易地獲得環境技術，已經成為各國所共同面臨的課題。

    一、環境技術貿易的國際背景

    1987年《關于耗竭臭氧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建立了一個程序--數量有限的簽字國可以召開專家組會議，以對新的科學知識做出反應。許多國家同意一起行動，以解決全球環境危害，這為環境技術國際合作提出了一個有力的先例。簽字國也在世界銀行(WB)、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創造一種機制，以轉讓先進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幫助不發達國家執行該協定。

    協定第十條即“技術援助”特別規定：有關技術援助方面的工作計劃“應特別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情況”。但是，與實際需要相比，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的投入是很少的。1990年6月在倫敦舉行的《議定書》第二次締約國與包括中、印等觀察員代表團充分協商后，終于通過了修下正案。以法律條文形式建立了保護臭氧層的國際資金機制，為發展中國家締約國履行議定書的義務提供援助。

    該修正案還規定，發達國家應當配合資金機制，采取一切可行步驟確保以’公平和最優惠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迅速轉讓現有最佳的、無害環境的替代品和有關技術。

    1992年《氣候變化框架公約》(FCCC)提出了對于一些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限控義務，允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本著成本有效的原則通過所謂“JI”(共同實施)活動，幫助實現發達國家溫室氣體限控義務。從此，“JI”的推行受到世界許多國家的關注，“JI”名義下的項目越來越多，尤其是1993年3月德國柏林召開的FCCC第一次締約國大會上(COPI)將“JI”轉稱為“AIJ”(共同執行活動)，并將1995～2000年確定為“AIJ”實驗階段。

    “AIJ”項目雖然呈現出區域型推動的特點，并進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問題：發達國家及其能源企業主要是關注的是通過“AIJ”的推行獲得國家溫室氣體減排信用：發展中國家則希望通過參與“AIJ”獲得資金和技術。

    《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多邊環境條約(MEAS)同樣也規定發達國家應以優惠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境保護技術。但GATT(關貿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卻空前嚴格。不少發展中國家擔心它將阻礙這種技術轉讓：美國等發達國家則認為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恰恰是這種技術轉讓的必要前提。迄今為步的事實已證明，多邊環境條約規定的這種技術轉讓并未大量發生。發達國家甚至力圖用“技術合作”一詞來取代“技術轉讓”的主張。

    二、我國環境技術貿易的現狀及特征

    目前，我國環境技術貿易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環境技術出口尚未形成一定的規模，環境技術貿易更多地以引進環保設備為主，環境技術的引進也是很有限的，而且，在進行中還表現出我國經濟轉型期的一些特有的特點及問題。

    ①環境技術貿易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過多的計劃經濟的辦法使得環境技術貿易更多地表現為政府行為，相關企業處于較為被動和從屬的地位。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直接的結果是存在大量的重復引進，引進后不注意消化吸收，耗費了大量的外匯，效果卻不理想。單純的引進環境技術和設備的項目還是很有限的，由于建設項目涉及環保要求而利用外資引進環境技術方面相比較而言則做得較好。

    ②環境技術貿易政策不夠完善。環境技術貿易需要宏觀決策體系和政策支持系統。一方面，由于環境保護和環境技術自身的特點(投資大、成本高、無直接經濟效益)，促進企業不去選擇市場、選擇技術，而是被動地等待國家計劃和國家投資;另一方面，由于企業沒有一個暢通的渠道接觸世界環保產業市場，因而不能有效地了解世界環保技術的發展水平，無法進行充分的比較。因而國家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優惠政策，引導環保產業的發展，規范環境技術的貿易與合作。

    ③環境技術貿易需要符合國家的實際國情。技術不能代替市場，“銥星事件”警示，僅憑技術的優勢并不能保證市場的勝利。在具體的環境技術選擇上，中國企業尤其需要那些低成本而且實用、易于消化吸收的技術。資金問題是阻礙我國環境技術引進的主要原因，同時，運轉成本必須加以考慮。

    因此，要“爭取國際社會以優惠的或非商業性的條件向中國提供清潔生產技術和其他有利于環境技術;同時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傳播中國的先進適用技術與經驗”。鼓勵中國企業在爭取引進更先進的環境技術的同時，積極推動綠色技術出口。

    三、完善技術轉移機制，推動環境技術貿易

    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和壓力。在治理環境污染的過程中，由于國內環境技術和設備水平較低，較大規模地引進國外先進的設備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已在所難免。環境技術貿易巨大的潛力，將使中國成為世界各國環保企業關注的熱點。

    為了避免那種其他行業的技術進口過程中曾經普遍出現的重視引進、輕吸收的傾向，我國需要認真審視現有的促進環境技術貿易的政策和措施，總結已經進行和正在進行的環境技術項目，力求完善促進技術貿易的良性機制。

    ①市場機制的建設與完善。當企業需要環境技術和設備的時候，政策應該確保他們能夠通過市場和市場機制來進行最有效的選擇。在環境技術方面，中國尚無大規模的實際應用經驗時，采取“示范項目”是一種較好的方法。但這種方法的市場性不突出。

    面對即將來臨的較大規模的環境技術和設備進口需求，為了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引進外資和技術所帶來的利益，應該鼓勵企業采用許可證貿易、直接投資等方式引進環境技術。同時，應加強他們在這方面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的研究開發和管理水平。在實現技術設備國產化的同時，促進環境技術及設備的出口。

    ②重新審視政府干預的作用。理想的環境技術貿易模式，在重視企業、技術和市場等因素的同時，還必須突出政府在其中的干預的作用。如1993年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為了開發更先進的環境技術和推動綠色技術出口，提出了一項環境技術倡議，根據該倡議設立了“解決國際環境問題的美國技術”。

    1995年，克林頓政府還制定發布了國家環境技術戰略報告。在環境技術貿易市場上，政府作為環境法規、政府及標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應當積極引導企業進入市場。最近，美國環境保護局擬推出一項與美國工商界合作扶持美國技術出口的戰略，并向國會遞交了《環保局促進美國環境出口的戰略》。

    可以說，政府干預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國環境技術貿易的規模和層次，法規標準制定得嚴格，企業就不可避免地要更多考慮環境污染的治理問題，盡可能以最經濟的方法購買技術和設備。政府鼓勵企業積極地進入市場進行技術貿易，并不意味著政府要直接充當“運動員”的角色。

    ③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及科研院所的作用。環保產業涉及多個部門，因而各部門與工商界更應本著“合作伙伴”精神，以推進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作為環境技術貿易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許多國家，尤其是日本都有一些有關技術貿易的半官方或民間的機構團體作為聯系政府和企業的橋梁。

    目前，我國也有諸如環保產業協會，再生資源行業協會等，以及半官方的研究機構，他們可以在促進環境技術貿易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國環保產業協會改善行業管理的效能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④加強國際環境合作，促進全球環境技術轉讓機制的建立。目前國際環境技術貿易的主要障礙是缺乏多層面機構共同參與的有效互動機制。而AIJ活動是一個國際機構、各國政府、非政府機構以及企業共同參與的活動，從這一意義上，在AIJ體制中建立相應的機構和機制，可以較好地彌補目前環境技術貿易的不足，有效地促進全球環境技術共享。

    發展中國家政府應當在有關環保技術和設備引進方面，向發達國家企業提供更為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政策措施，其中名括知識產權保護、投資方式多樣化、利潤匯出自由化等等;同時對于AIJ項目中的有關技術含量和技術水平，人員培訓和技術國產化等方面應制定更為嚴格的規定，確保發達國家企業通過AIJ項目獲得商業利潤的同時，也把相應的先進技術轉移給了發展中國家。

    ⑤加強環境技術貿易的服務與管制。對于環境技術貿易的談判過程及簽訂合同、后續管理過程，政府應引起高度重視。由于技術貿易的復雜性、長期性及風險性，行業主管部門首先應作好計劃及分析(自我分析、可獲得性分析及技術性分析)，尋找更多的技術來源，全面評估技術來源，指導培訓洽談人員，對簽訂的正式合同加強管理。

    同時，應注意簡化程序(管理上錯綜復雜的文牘主義往往會扼殺有希望的技術貿易)。技術協議涉及許多部、辦公室和部門，為簡化批準程序，有些國家設立了一站批準委員會。如菲律賓投資委員會設立的一站投資中心，其代表來自各個中央銀行及其他機構，能夠回答大多數問題和快速處理簡單申請。類似地，馬來西亞工業發展管理局MIDA也曾創建了一站作業，即所謂的服務于外國投資者的“一攬子交易”。

    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國際分工、全球化體系中，由于其巨大的經濟總量和資本、高技術上的優勢而占支配地位，在推動全球化的國際標準、規范、規則的制訂方面，起到主導作用。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必然的。

    中國在那些技術落后的領域及技術產業化程度較低的領域，由于缺乏競爭力，將會被國外先進技術逐出市場而失去已有的市場份額;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利于促進我國統一開放、規范有序的環保產業市場的形成，有利于促進環保技術的創新和技術的產業化。只有在技術上不斷創新并領先、不斷推進技術產業化的企業才有可能在激勵的市場競爭中得以生存和發展。

    因而，我國應加快環保產業內部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制定相關政策及法規，推動我國環保技術的創新、進步和提高，加速環保產業技術的成果的轉化，積極引導環保技術服務業的發展，以提高和增強與國外企業在這領域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