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債券市場從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至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2011年全年發行各類債券7.86萬億元，企業債券增幅顯著；截至當年底，債券市場托管總量達到22.75萬億元,全市場成交結算201.94萬億元，對推動市場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與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相比，我國債券發行規模在社會融資總量中所占地位及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還存在一定差距：美國債券存量規模是GDP的2倍以上，而我國的債券存量還不足GDP的1/2；美國2011年包括企業債券與股票在內的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存量的比例為73%，而中國的企業股票市值和債券余額僅占到存量的26%，2012年上半年社會融資總規模中近80%是來自貸款與票據。數據充分表明，以債券發行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在我國融資體系中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以商業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還在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

       這種融資結構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極其不利的。有研究表明，以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國家在面臨危機時，將會比以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國家有更強的抵御能力與恢復能力，實體經濟受危機的影響也更小，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能比其他國家更迅速地恢復經濟的原因所在。

       因而改變融資體系結構，進一步加大債券等直接融資工具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這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推動我國商業銀行的轉型升級，進而降低實體經濟對銀行貸款的依賴。

       我國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近些年來呈高速膨脹態勢。2012年5月底，我國銀行體系的存款額已超過80萬億元，從而將我國的M2總量推上了90萬億的高位，這一數量已超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貨幣總量近50%! 而在1990年時，我國M2還不過1.5萬億，期間規模增長了近60倍。

       商業銀行也紛紛患上存貸款業務依賴癥，收入中有超過70%來源于存貸款利差收入，收入的單一性使得我國銀行業的發展僅以信貸規模擴張為表征，這就又引發了銀行業對資本補充的“饑渴癥”，由于監管層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銀行陷入了“擴大信貸規模—資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資—再擴大信貸規模”的怪圈。隨著國內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速，銀行的經營環境將發生巨大的改變。

       客觀上說，推動我國商業銀行轉型進而推動我國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僅靠像北金所這樣的市場機構努力還遠遠不夠，我國的金融管理體制決定了在我國任何的變革必須要自上而下——要有頂層設計；要有一套完整的轉型路線圖；要有相應的配套機制；要有利率市場化等基礎環境條件的支撐等等。只有當條件具備了，轉型才會成為現實。而在這一切成為現實前，市場中需要有北金所這樣的金融創新平臺進行嘗試和探索，也需要監管層對這種探索予以鼓勵和支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