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2次締約方會議在摩洛哥馬拉喀什閉幕。此次會議圍繞落實《巴黎協定》展開，因而也被成為是一個“落實行動”的大會。

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在兩周前正式生效，距離去年12月12日該協定被通過不足一年。而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則過了8年才生效。對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曾經難以想象，現在不可阻擋”。

而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人民大學教授鄒驥在11月7日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時也提到，隨著一些現實條件和設計安排上的改變，《巴黎協定》的快速生效是“順理成章的”。

鄒驥教授曾連續19年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也是巴黎氣候大會的政府談判代表之一。他告訴澎湃新聞，中美兩國在《巴黎協定》生效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盡管美國候選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時期曾宣稱氣候變化是個“騙局”，但鄒驥告訴澎湃新聞，他認為美國大選的結果并不會實質性影響到《巴黎協定》。對于中國做出的減排承諾，鄒驥持謹慎樂觀態度，強調未來交通建筑部門可能產生的壓力。而關于明年即將啟動的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他詳細解讀了“碳金融”的方方面面。

如果想退出巴黎協定，特朗普得付出沉重政治代價

《巴黎協定》，從2012年開始談判，2015年在巴黎一錘定音，到今年11月4日生效，比起《京都議定書》波折多舛的過程、令人失望的結局，可是順利得多了。鄒驥認為，和《京都議定書自上而下的設定比起來，《巴黎協定》采取了一種自下而上的目標設置，這是它更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各個締約國根據本國國情、發展階段、歷史責任和國情，自主確定減排目標，這大大提高了參與的廣泛程度、促進共識的形成。但鄒驥也認為，不能完全否定《京都議定書》的價值。《巴黎協定》沿襲了《京都議定書》的一些合理內核，并向前發展，比如依然要求發達國家承擔絕對定量的控排和減排目標，區分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但《京都議定書》并沒有規定發展中國家控排、減排的定量目標，《巴黎協定》在這方面作了相應擴展，“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大部分都提出了相對的、多維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比如峰值目標、強度目標。這樣大家都有一定的余地和靈活性”。

中美的帶頭示范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鄒驥說道：“中美兩個大國首先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合作的可能意向和決定，在談判、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形成協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密切合作。最后，中美兩國在G20峰會期間，向聯合國同時交存了本國《巴黎協定》法律批準文本，這對全球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效應。”

但美國候選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公開質疑氣候變化問題，并揚言當選后要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日前，外媒也報道稱特朗普團隊正在想方設法加速退出《巴黎協定》。但鄒驥認為，特朗普很難實現這一點。

首先，奧巴馬已經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批準了《巴黎協定》，如果新任總統要撤銷這樣一個行政命令，需要經過復雜的法律程序，過程可能曠日持久。

其次，在國際上，《巴黎協定》也對退約規定了時間門檻，締約方需要等待4年時間方能退出協定。“就算把國內手續履行完，再把《巴黎協定》的退出程序走完，就算他還能連任，有兩個任期去做，等到那時候，差不多也到了美國“國家自主貢獻”的目標年2025年。”

第三，特朗普作為總統候選人和總統，考慮的問題是不一樣的。美國的外交形象、國內低碳經濟相關的利益集團、各聯邦州，這些方方面面，都需特朗普考慮到。“他要一意孤行地話，可能從政治上大大限制他作為總統的行政能力，所以他肯不肯為他這么一句放話，付出那么沉重的政治代價，這也是有待觀察的。”

中國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做出的自主貢獻目標（INDC），是到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對于這個峰值目標，鄒驥用“謹慎樂觀”來概括。他認為，中國有可能提前實現這個峰值。比起能否實現這個目標，更重要的是如何實現那個目標。他希望，2030達到減排峰值并非由于中國的經濟下行壓力長期持續，而是在經濟繁榮下達到峰值，這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鄒驥提到，在經濟發展這個動態過程中，中國的國民經濟結構會逐漸發生變化。根據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當消費活動水平越來越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地位越來越高，勢必會帶動交通和建筑兩個部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上升。交通和建筑這兩個部門的排放在這些發達國家中基本占到1/3，而中國離這個水平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此外，盡管歐盟長期提倡綠色低碳經濟，時至今日，歐盟的交通部門碳排放依然在上升。

“發達國家的排放軌跡和經濟發展歷程是我們的借鑒，對中國來講，也是要引起警覺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從長遠來看，我們要認識到排放壓力會主要來自這兩個部門。”

不過，鄒驥也認為中國也不必然會重復歐美的排放路徑。如果電動交通工具，包括電力網絡的脫碳化能繼續往前走，那么中國未來在交通部門的排放壓力，存在大大被緩解的可能。

中國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副司長蔣兆理在此次馬拉喀什氣候大會期間表示，中國將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鋼鐵、石化等高耗能行業將逐步納入該市場。此前，發改委已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7個省市開展碳排放交易試點。

中國的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若啟動，從體量上將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場，因而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少人寄予了較高的期待。世行副行長勞拉·塔克就說道，“這個市場的簡歷將受到全世界歡迎。”

鄒驥告訴澎湃新聞，碳融資或許是全國碳市場的亮點之一。而在現有的碳市場，比如歐盟談市場上，這個作用基本沒有發揮出來。中國在低碳領域，需求比歐盟旺盛，而中國現在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也存在大量資金需求。如果碳市場設計得當，各種條件成熟，中國碳市場將可能成為一個為低碳經濟籌集資金的渠道和機制。

“當然，這種可能性能否成為現實，我們還得摸著石頭過河，一旦它實現了，中國碳市場就有變成一個很成功的碳市場的潛力，所以大家現在確實期望很高。但我們也意識到我們一些基礎條件，比如市場經濟、社會誠信、企業能力、配套的法律基礎，都有很多短板，所以在推進這個碳市場時，我們還是如履薄冰，哪個環節沒做好，都有可能導致失效。”

鄒驥提到，將碳排放這個概念如同房地產、股票一樣同金融聯系起來，目前中國市場的認知可能還比較薄弱，在管理、操作和法律上也做的不夠密切。他強調將特定的金融產品和金融通道和碳市場有機緊密地結合，對應對可能產生的兩個風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風險是過冷，也就是沒有通常的金融渠道讓足夠的資金流入碳市場，就很難建立有效的碳市場需求。另一個風險是過熱，就是擔心碳金融會被投機逐利者利用，在二級市場上炒來炒去。

鄒驥最后說到，全國碳市場也非常考驗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能力。碳市場是一個全新的東西，但也可能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小小突破口，如果設計操作得當，我們也可以期待它成為深化改革的一個樣板。從這個意義上，從碳市場上積累的經驗無論如何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