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預測稱，2020年以后，對于5000噸標準煤以下或納入碳市場體系以外的排放企業將征收碳稅，形成一個所有企業都盡減排義務的政策體系。

從被各大研究機構熱捧到備受各界爭議，再到被財政部公開否決，碳稅的出臺之路似乎并不順遂。大概半年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公開表示我國不會單獨設立碳稅。而半年后，也就是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蔣兆理又做出了碳稅出臺的政策解讀。9月24日，他在由中國節能協會主辦的“2016中國碳交易市場發展論壇”上表示，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與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稅務總局及其他相關部門積極研究，進行著啟動碳稅前期的準備工作。2020年以后，對于5000噸標準煤以下或納入碳市場體系以外的排放企業將征收碳稅，形成一個所有企業都盡減排義務的政策體系。難道說，這次碳稅真的要來了？

2009年，我國有關部委的直屬科研機構開始著手碳稅的課題研究。財政部財科所做了《中國碳稅稅制框架設計》專題報告，環保部環規院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框架》的課題，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發布了《實施碳稅效果和相關因素分析》。當時，有媒體報道稱，碳稅方案已提交全國人大，并有望先于環境稅出臺。但幾年過去了，碳稅征收一直未提上日程。期間，有關碳稅即將出臺的傳言雖然層出不窮，但最終政策一再“爽約”。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為何碳稅出臺如此“坎坷”，備受爭議？對此，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給出的解釋是，決策層對于碳稅的認識始終未達成一致。

實際上，今年初，“氣候經濟學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來華時就曾建議中國對碳排放征稅，“中國政府未來可以對碳排放征稅，每年相應的稅收收入可能高達2800億美元，而這超過2015年全國稅務部門總收入的16%。”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征收碳稅一方面使企業有意識地減少碳排放以及減少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可激勵企業投資于環保技術。

不過，也有受訪專家強調，雖然征收碳稅對我國未來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明顯，但同時也會對GDP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首先，能源價格上升后，能源產業產值下降，對有關經濟部門產生了抑制作用；其次，我國能源進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減弱以及國內對能源產業的投資減少。而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5）》（以下簡稱《報告》）中明確，根據測算，短期來看，征收不同稅率的碳稅和能源稅會引起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帶來GDP的下降，但這兩種稅收政策對GDP的損失不會超過0.8%，屬于可承受的水平。

此次，蔣兆理明確表示，2020年后，除了被納入碳排放企業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外，那些沒有加入碳交易市場的企業也將承擔繳納碳稅的義務，讓業界重新燃起對碳稅開征的信心。姜克雋分析認為，此次重啟碳稅與我國當前面臨的環境壓力有關，也符合我國“低碳發展”的國家戰略。但也有相關人士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透露，目前，碳稅啟動的時間、方式并沒有納入相關部門本階段重點研究的議事日程，2020年政策如期上軌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盡管出臺的前景模糊，就長遠來看，業界對開征碳稅的預期還是保持在較高水平的。姜克雋認為，當前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暴露出來的環境等問題已日益嚴重，北京等地霧霾頻現，且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日益凸顯，產業結構面臨調整，這些都會是碳稅出臺的推動因素。

對于碳稅稅種的設計，當前各大研究機構更傾向于將碳稅作為環境稅的一個稅目。據悉，去年6月公開征求意見的《環境保護稅法（征求意見稿）》中未涉及碳稅的相關內容。

姜克雋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如果單獨設立碳稅稅種，從時間來說根本來不及，如果想讓碳稅政策在2020年落實，只有將其納入環境稅作為其中的一個稅種才有可能盡快落地。

對此，賈康則認為，碳稅的具體形式只是技術問題，相比開征與否，絕不是核心問題和基本問題。上述兩種思路各有特色，可以結合已有的消費稅、資源稅改革進度，在設計時統籌考慮，最后通過立法與決策程序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