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綠色金融”概念正日益為國內金融機構所接受。但從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的設計，到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和綠色金融理念的普及推廣，當前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中國工商銀行作為我國最早設立綠色金融發展戰略的商業銀行，在構建支持綠色發展的綠色金融體系方面進行了長期不懈地探索。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本刊編輯部特別邀請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資深專家樊志剛先生作為特約主編，在他的號召下，從前沿研究、制度構建、體系評價到實務創新的各方面專業人士，均在本期封面文章中精彩亮相。

在凝聚了他們思想精華的文字中，“一帶一路”、地方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綠色信貸、綠色股票、碳金融??正在為金融業人士謀篇現在、布局未來。

作  者：殷  紅  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博士

導讀：

“一帶一路”建設中基礎設施先行，但由于投資大、周期長、對利益相關方影響較大，因此有必要以綠色金融為抓手，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和形象，積極推行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和流程，提升企業和銀行國際競爭力，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綠色金融和“一帶一路”是我國兩大戰略性國策，二者需要有機結合，要充分發揮綠色金融的作用，支持“一帶一路”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時推進國內經濟的“綠色轉型”。

首先，“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巨大。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個站在全球高度、盤活區域內各種資源、推進國家全面改革開放、促進與周邊國家彼此開放與互利合作的戰略安排。自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就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優先領域，積極推動國際骨干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目前，僅在亞歐大陸上，已經規劃的鐵路、公路、電力、港口等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需求高達6萬億美元。

根據亞投行和世界銀行預測，到2020年之前，“一帶一路”基建投資總需求在每年8000億美元上下【亞開行（ADB）和世界銀行（WB）預測的數字分別是7300億美元和8000億美元】。僅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占各國GDP的比重就達到6.52%，其中南亞地區高達11%，“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巨大。

其次，“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風險不容忽視。

一是地緣政治風險較高。該區域的戰略位置和價值非常重要，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乃至中東歐都是大國角力的焦點，如俄羅斯的“歐亞聯盟”、歐盟的“東部伙伴計劃”、美國的“新一帶一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和“印太走廊”等。“新一帶一路”戰略于2011年7月由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印度金奈提出。2011年10月，美國國務院向美國駐有關國家的大使館發出電報，要求將美國的中亞、南亞政策統一命名為“新一帶一路”戰略，并將其向國際伙伴通報。這標志著“新一帶一路”戰略成為了美國的正式官方政策。美、俄、歐盟等在伊朗、敘利亞、烏克蘭等問題上博弈激烈，地緣政治關系相對緊張，區域和國家風險顯著。

二是宗教、民族問題突出。“一帶一路”國家處于東西方文明交匯地區，文化習俗多樣，民族宗教問題復雜，意識形態差別很大，宗教、民族、種族矛盾與沖突，有易突發、多樣、復雜化、長期化特點，特定事件爆發，可能對周邊國家乃至多個國家產生較強的國家風險外溢效應。

三是金融環境較差。“中國—東盟”（10+1）經濟內部分化明顯，人均GDP差距超過50倍（2015年新加坡人均GDP為5.3萬美元，柬埔寨僅為1000多美元），遠高于歐盟內部15倍的水平，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難度較大。部分沿線國家系統性風險高，金融機構進入時面臨高成本、低收益、幣值不穩定、風險大等一系列風險因素。

四是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環境與社會風險日益突出。部分國家水資源短缺，森林植被覆蓋面積較小，生態環境脆弱。我國自1998年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50多倍，但同時，也因環境與社會問題引發投資爭議，甚至失敗的案例也明顯增多。近年來，中國公司積極在世界各地采購木材、礦產、石油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采礦業等資源性投資比重也日益上升，使中國企業屢屢遭遇“環境威脅論”的指責。例如，中國某石化企業在加蓬國家公園進行石油勘探，某鋼鐵企業計劃對馬達加斯加自然保護區進行港口和道路施工，均受到加蓬和馬達加斯加環境部門抗議與處罰，緬甸一些少數民族特區政府已不愿意讓中國企業去開礦，這些均對中國企業的國際形象造成不良影響。

基礎設施可持續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的基礎

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動脈”，其可持續性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戰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是支撐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能夠提供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通信條件以及生產條件，從而降低貿易成本，吸引資本流入，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因此，基礎設施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可持續的基礎和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具有周期長、規模大、外部性強等特點，多數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開展會對生態環境、能源資源、居民生活等各方面產生重大影響，部分項目的實施還涉及到歷史文化遺跡和自然風景區的保護。因此，基礎設施對環境社會的可持續，是人類對綠色、健康、穩定的生存環境的要求，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可持續基礎設施”的含義

“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是指在建設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將環境和社會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不僅滿足當代人發展和防御災害的需求，而且不對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構成傷害。在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要綜合考慮經濟、環境、社會、利益相關方等各方面的發展特點，增強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節能減排、資源利用、防災減災等方面的能力與效率，擴展項目的作用范圍與周期，滿足幾代人的實際需求。如在城市排水系統建設方面，要做好長遠規劃和系統性規劃，在解決眼前問題的同時要考慮極端天氣發生時系統的應對能力，避免由于人為因素導致的內澇等災害。

成立于2008年巴塞爾全球基礎設施基金會（GIB基金會）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可持續、彈性基礎設施的發展和融資，建立了“可持續彈性基礎設施標準”（SuRe）、“可持續性和彈性信用評級”工具（仍在試用優化階段）等，并積極促進最佳可持續基礎設施資產類方案理念。GIB認為基礎設施的可持續性是指以一種不會浪費資源、盡量減少或避免環境損害、促進社會平等的方式滿足服務需求的能力。其特征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及其多樣性，減少環境影響，增加服務價值，促進社會包容性和平等性，提升透明度和責任感，加強人權和勞工權利，改善工作條件。GIB認為，彈性、可持續的基礎設施不僅是經濟運行的關鍵組成部分，而且可降低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負面影響，構成了數十億人的生存基礎，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進程。SuRe標準則包括環境、社會、治理三個方面共76項標準，以增強基礎設施的適應性，提升社會利益，限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基礎設施融資在商業銀行融資總額中占比較大，增長迅速。自2010年以來，銀行業金融機構每年在能源、交通、水利、公共基礎設施等領域的融資占信貸增量比重均在20%以上。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對基礎設施行業貸款余額19.4萬億元，同比增長9.4%，占銀行貸款余額的比重約20%。貸款重點支持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棚戶區改造等國家戰略項目。

商業銀行在綠色基礎設施融資的增速明顯高于公司貸款的增速。例如，中國工商銀行近年來對綠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及清潔能源等領域給予了重點支持，在工業節能節水環保項目、資源循環利用以及節能環保服務等領域貸款余額也呈現快速增長態勢。截至2015年末，工行公共設施與交通運輸物流領域的信貸余額共計2.5萬億元，增速高于同期公司貸款增速2.83%。

商業銀行也積極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例如，截至2016年6月末，工行支持“走出去”項目142個，累計承貸金額313億美元；儲備“走出去”投資額達3673億美元，其中，儲備“一帶一路”項目投資額達2092億美元，項目涉及電力、交通、油氣、礦產、電信、機械、園區建設、農業等行業。對于未來“一帶一路”及亞太地區基礎建設投資和互聯互通所帶來的融資需求，工行進行整體規劃，提前準備金融服務方案，目前已構建起了涵蓋存貸款、結算、貿易金融、資產管理、資產托管、投資銀行、私人銀行、跨境人民幣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的多元化“一帶一路”金融服務體系，以提供全面的全球服務。

商業銀行還提前布局“一帶一路”金融服務網絡。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工行境外營業機構延伸至全球42個國家和地區，分支機構數達到408家。在“一帶一路”目前包括的65個國家中，工行已在18個國家開設分支機構73家。其中，在沙特阿拉伯、印度、卡塔爾、科威特、緬甸、巴基斯坦等6個國家，工行是唯一開展經營的中資銀行。

應用綠色金融  提升“一帶一路”可持續基礎設施項目競爭力

“一帶一路”建設中基礎設施先行，但由于投資大、周期長、對利益相關方影響較大，因此有必要以綠色金融為抓手，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和形象，積極推行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和流程，提升企業和銀行國際競爭力，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一是綠色金融需在“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引領作用。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日益突出。由于發達國家環境社會責任標準較高，對于缺乏此類風險管理經驗的企業往往形成綠色壁壘；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當地環境和社會標準較低或者缺失，一些環境和社會問題在投資進入階段往往因被忽略或不夠重視而埋下風險隱患，可能引發因矛盾積累集中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對企業聲譽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帶來較大經濟損失。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統計，80%左右“走出去”的中小企業后來都不見了，大多是環境和社會風險所致。

但值得欣喜的是，盡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意識形態、宗教、政治、文化方面有很大差異，個別國家對中國企業在環境和社會問題上仍心存疑慮，但各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可持續發展的訴求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在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同時，保持生態環境和社會和諧；同時，環境保護和氣候改善已經成為全球的共同話題，在人類發展可持續的議題上，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因此，2016年，我國借G20東道國的機會在各種國際平臺上堅持綠色發展理念，以綠色金融為紐帶爭取國際共識。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不僅倡導經濟上的互利共贏，而且尋求文化和發展思路的相互認同。

綠色金融可以在以下幾方面支持和促進“一帶一路”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一是資金保障作用。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巨額的投融資需求，僅靠政府資金是無法滿足的，需要建立市場化的融資方式，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股權融資等多種方式，廣泛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到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二是資源配置作用。資金的有序和自由流動，是價格信息傳遞的關鍵途徑，可以保證金融資本根據商業原則選擇合作對象，利用市場規律確定項目優先級。同時，還可以通過結構化設計，將多元化資金需求與不同風險收益特征的金融產品相匹配，實現資源的跨期和跨區域配置。三是是金融合作的穩定和創新作用。跨區域的基建投資，需要跨區域的金融合作，需要各國的金融制度、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加強協同，加快區域性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降低匯率、利率波動的市場風險，降低投資貿易欺詐的信用風險。

二是金融機構可通過可持續基礎設施標準幫助客戶提升競爭力。

發達國家“綠色運動”起步較早，跨國企業尤其是跨國金融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期望和要求。比如銀行業，不僅要求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而且希望通過銀行建立投融資標準，引導和督促企業的社會與環境表現。從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歷黃金增長后爆發環境與社會問題、80年代美國“超級基金”法案（《綜合環境反應補償與責任法》），到本世紀國際金融公司（IFC）可持續績效標準、商業銀行的“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等，以及近年來聯合環境規劃署（UNEP）持續推動可持續金融體系的探尋與規劃，綠色金融通過標準的建立和體系的形成對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更趨廣泛。

我國綠色信貸標準在全球具有領先性，已被蒙古國等周邊國家借鑒和實施。工行綠色金融體系中的行業綠色信貸標準和綠色信貸分類工具在全球均屬先進做法，同時其也是全球少數正在進行環境社會風險壓力測試的先導銀行之一。基于綠色金融的領先基礎，中國銀行業需借鑒GIB等可持續基礎設施標準，建立和完善境外綠色金融政策、流程和管理體系，幫助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

三是金融機構可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和管理機制提供金融服務。

適應企業“走出去”和外貿產業發展新特點，積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機制。開展國際并購貸款、工程項目貸款、國際保理等創新型業務，加強對跨境并購、杠桿融資、并購債券等產品的專業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建設。開發境內外聯動的人民幣金融產品，促使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序列更豐富、服務更完善、交易更活躍，促進人民幣在岸和離岸雙向連通。

發揮金融機構長期管理基礎設施項目的經驗，通過項目評估、貸款三查、貸后管理等環節落實可持續基礎設施標準，在幫助企業和項目提升綠色表現的同時，有效防范銀行環境與社會風險。

四是研發可持續客戶和項目的識別工具促進綠色發展。

對客戶和項目可持續程度的識別和判斷是金融機構防范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個別走在行業前列的金融機構正在推動可持續客戶和項目識別工具的研發工作。綠色評級與綠色指數是可持續客戶和項目識別與可持續程度表征的重要工具，綠色評級是設置環境因素評價指標體系，并配合傳統信用風險評價體系，有效衡量企業信用等級的方法。與前瞻性分析工具壓力測試相比，綠色評級和綠色指數都屬于現實性的分析工具，綠色評級可以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放貸款、進行資產定價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