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礎上削減30%-40%作為環境質量全面改善的轉折點判斷，中國環境質量將在2025年左右趨于全面改善。最后，為了促進環境質量全面改善，本文認為應該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形勢的不同，實施差別化環境治理政策。同時積極防范新一輪城鎮化過程中的環境風險，進一步強化區域環境污染的協同治理。

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同時也帶來了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嚴重的環境污染。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良好環境質量的需求日益強烈。促進環境質量改善已經成為“十三五”時期實現綠色發展和最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隨著環境治理政策的強勢推進，同時經濟增長逐漸進入高速向中高速轉換的新常態，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趨勢。那么，中國環境質量是否呈現出了改善趨勢，是否具備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共贏機會？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初期，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環境污染程度逐漸加劇，而當經濟發展越過某一階段后，環境污染減緩，環境質量逐漸改善。這種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間的“倒U型”軌跡即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本研究基于這一理論工具，立足于中國經濟發展地區性差異和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的實際，依據環境統計數據和國際經驗事實判斷中國是否到達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是否具備跨越拐點的現實經濟條件，進而判斷中國環境質量何時能夠全面改善。

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與共識。EKC最早由Grossman和Kruger根據多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與不同環境指標關系的經驗研究得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增強，環境保護標準趨于嚴格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和清潔技術進步等因素助推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進入共贏的軌道[1]。EKC提供了一種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雙贏路徑，這為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通過推動經濟增長來改善環境質量提供了佐證。

針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眾多，雖然結論不盡一致，但在爭議中也逐漸達成了一些共識[2]。其一，EKC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收入-環境關系的基本軌跡。這在工業化完成的發達國家均有顯著呈現，發展中國家“倒U型”特征尚未呈現的原因是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其二，EKC僅適用于某些污染物。其共同特征表現在局部性、對健康有直接影響以及相對容易管制，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等。總的來說，大氣污染物和一部分的水污染物指標與收入水平具有“倒U”關系。對于全球性污染物，如二氧化碳，其與收入間的“倒U”關系尚未明顯呈現，或者是其“倒U”曲線拐點處的收入水平非常高[3]。尤其是一些不可逆的環境要素，如土地使用、生物多樣性等，一旦突破環境闕值就不能或很難修復[4]。其三，EKC的形成需要外生條件推動。在經濟發展轉型逐漸為緩解環境惡化創造內生驅動條件的同時，嚴格環境政策的實施必不可少，其主要作用在于削減曲線峰值的高度，促使拐點向左下方移動，加快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共贏速度。

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趨勢特征。實證觀察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了解中國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關系的重要途徑。為此，本文根據中國分省人均GDP和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的面板數據觀察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基于統計口徑連續性的考慮，污染物排放是工業源和生活源的加總結果，人均GDP按照1998年的價格進行計算。樣本數據包括1998-2013年31個省份二氧化硫、煙粉塵排放和2011-2013年31個省份的氮氧化物排放。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結果表明，人均GDP與二氧化硫、煙粉塵存在顯著的三次項關系，與氮氧化物則存在顯著的二次項關系。圖1是根據回歸結果繪制出的擬合曲線。這說明中國各地區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存在“倒U”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并非完全光滑，人均二氧化硫、煙粉塵等污染物排放在歷史時間趨勢上存在反復，導致曲線呈現出輕微的“倒N型”關系。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與人均GDP拐點處的人均GDP分別為24475元和23346元（1998年價格），對應的拐點年份分別為2011年和2010年。人均煙粉塵排放的擬合結果表明，其自1998年以來一直呈現隨著經濟發展的波動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