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不存在理論障礙，但仍須考察此舉的必要性。應當說，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無論在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均具有積極意義。

　　1.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具有微觀層面意義。實行碳排放權交易后，碳排放企業必須獲取碳排放權沖抵自身碳排放量，富余的碳排放權可以出售獲利。因此，碳排放權成為碳排放企業必備的生產要素和重要資產。允許以碳排放權作為擔保融資，有利于企業盤活資產存量，提高資產利用效率。

　　從國外的經驗看，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之初，由于交易經驗欠缺、制度建設不足等方面的問題，碳排放權的市場價格往往劇烈波動，如在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第一階段，碳排放權交易開始后的6個月內碳配額的價格翻了三番，到2006年4月最高價格超過30歐元，但隨即在一個星期內價格暴跌一半，并在之后的一年中價格降到零點。[12]如果只有碳排放權的買賣交易業務，具有短期融資需求的企業很可能被迫在碳排放權價格低迷時出售碳排放權而蒙受損失。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企業可以選擇不出售碳排放權而以碳排放權作質押獲得資金支持，既解了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又可保留碳排放權，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碳排放權價格波動的市場風險，在微觀層面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

　　2.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具有宏觀層面意義。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主體越多，碳排放權的供給與需求就可能越旺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運作相應也就越繁榮。但是，參與交易的市場主體越多，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管理也就越復雜，尤其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之初，由于市場交易管理規則不盡完善，參與交易的主體過多容易導致市場秩序的紊亂，影響碳排放權交易的成效。為求平衡，實踐中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主體往往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大。如在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運行的第一階段（2005—2007年），僅有電力生產、鋼鐵、造紙等行業的企業參與交易，第二階段（2008—2012年）航空運輸企業開始參與交易，第三階段（2013—2020年）交易主體范圍再擴大至化工、煉鋁等行業企業。[13]

　　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運行初期，參與交易的市場主體有限導致市場交易不活躍，這使得企業即使能通過減排創造剩余碳排放權，也難以通過市場交易自由變現。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精髓在于通過權利交易創造的經濟利益誘導機制推動企業減排，如果企業即使減排也不能通過交易獲取經濟利益，則必然有損企業減排的積極性，進而從根本上危及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實效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如若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企業即便難以通過市場交易兌現碳排放權的經濟價值，也可通過碳排放權的質押獲得資金支持，有助于提升企業參與交易和推進減排的積極性。這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之初，尤其是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階段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因此，允許碳排放權擔保融資，在宏觀層面有助于保障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取得成效，有利于促進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