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
會前的氣候變化主席聲明、中美《巴黎協定》批約文本聯合交存、會中的氣候變化議題討論……可以說，氣候變化是第一次在G20峰會這般量級的舞臺上演出如此重要的戲碼。
9月5日，此次G20杭州峰會圓滿落幕，應對氣候變化的“征程”卻依然向前。針對G20杭州峰會對氣候變化的重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直言，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就《巴黎協定》生效后的新格局和新變化，鄒驥也進行了一番細致描繪，并指出，繼《巴黎協定》之后，下一次氣候變化全球談判的高潮將可能會在2023年全球盤點前后出現。
記者：對于此次G20杭州峰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您作何評價？
鄒驥：實際上，在G20峰會前后關于氣候變化的
政策要點有三個：一是中國要率先批約，帶頭促進《巴黎協定》的早日生效。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9月3號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中國加入《巴黎協定》。3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各自將批準加入《巴黎協定》的文本交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保存。
第二點是敦促其他國家早日完成批約程序，從而盡早實現生效的條件，即《巴黎協定》將在至少5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至少約55%）交存其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文書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現在中美兩國的排放量大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39%左右，加上此前批約國家的1.2%，還有不到15%的排放量就可以生效，批約的締約方越多，離生效條件就越近。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們要認真落實、實施《巴黎協定》，在經濟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的改革、能效的提高等方面作出努力，完成在《巴黎協定》中作出的承諾。
記者：G20杭州峰會期間，中美兩國同時向聯合國交存了關于各自批準加入《巴黎協定》的文本，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對此，您認為這對于《巴黎協定》生效有何促進作用？
鄒驥：當然意義重大。它彰顯了中美兩個大國在推進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進程中良好的合作，展示了強大的政治意愿，而且都采取了法律程序上的批準行動。作為在全球范圍內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最大發達國家和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共同向聯合國交存批約文本的這一舉動勢必對其他國家批約產生重大的示范作用。另外，對于中美雙邊而言，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經成為中美合作關系的一個重要支柱，在這一領域，兩個國家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意愿，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
記者：但是也有不少人說，不應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于G20峰會抱有太大期望，它畢竟不像氣候大會一樣是一個針對該領域的專門會議。您如何看待G20峰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鄒驥：此次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G20峰會上，有幾個原因。一是時間日程原因，3日人大常委會批準我國加入《巴黎協定》，剛好奧巴馬要來中國參加峰會，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實現中美批約協議的同步正式提交。
更重要的，這也是我們有意而為之舉，固然以往G20峰會是以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主的一個峰會，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作為主席國，對于G20峰會的議程設置和內容做了極大的改革和創新。我們將去年聯合國峰會所確定的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全球經濟議程的方向和主題，以此獲得最廣泛的包容度；將增長方式創新作為全球經濟繁榮更為根本的解決方案或“藥方”。這時候，氣候變化議題納入G20峰會，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本質上來說，氣候變化問題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問題，它表現為環境問題，但更是一個發展問題。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長期發展議題的G20峰會正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一個由治標到標本兼治的過程。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巧合，就是去年年底各國談判代表達成了《巴黎協定》，今年4月簽署了《巴黎協定》，當下正要推動各國批準以便盡早生效，這一進程與G20峰會的時間又是一個重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