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確定在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標，這標志著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實施進入了新階段。2009年確立的碳強度下降目標，強調的是高增長背景下資源效率的提升，2014年確立的碳排放峰值目標，強調的是在發展和環境矛盾凸顯情況下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十三五”時期是我國推進低碳轉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重要節點，應從更廣范圍和更深程度謀篇布局低碳發展戰略。

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歷了規模空前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也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增量最大的國家，低碳發展的國內外壓力日增。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轉換、發展方式轉型與發展速度調整“三重奏”，增大了我國宏觀調控和經濟平穩持續發展的難度，也對我國發展戰略協進統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新常態下，只要能夠實現有質量和效益的發展，經濟增速略高或略低不是問題的關鍵，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更有利于實現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應將低碳發展作為新時期推動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抓手和戰略選擇，努力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將低碳發展戰略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主體功能區等戰略深度融合，實現戰略互補和政策共濟。同時，鼓勵各地積極探索符合本地特色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

低碳發展與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密切相關。與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后推進低碳發展戰略不同，我國是在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的條件下推進低碳發展的。因此，低碳發展政策設計要兼顧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各個方面，政策彈性要求更大，更需要進行多層調試和精細化設計。同時，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中，工業排將逐步放緩并達峰，建筑、交通等城鎮化領域排放將持續增長。

低碳發展路線圖設計應充分考慮這一階段性變化，以更為精細化的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環境政策、投融資政策增強政策彈性和針對性。特別是在城鎮化進程中，要切實改變粗放的城鎮化和城市管理模式，將低碳發展理念貫穿到城市規劃、建設、運營、管理和居民生活全過程，加快建設低碳產業園區和低碳社區，實施更為精細化的城市管理，更好地應對城鎮化和氣候變化挑戰。

低碳發展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主要在戰略、規劃、法規、標準、激勵約束政策等方面，企業、事業單位、民間組織、社會公眾的參與不僅不可或缺，也是政府政策的具體實施者和著力點。構建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走低碳發展的“群眾路線”，解決好低碳發展政府主導、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企業、學校、社區、公共機構等各層面構建起社會各界廣泛參與低碳發展的微觀基礎。

氣候變化對亞洲而言，是區域面臨的共同挑戰。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一方面，要加強亞洲各國氣候變化問題的合作研究，建立共同防御氣候災害的應急響應機制，提高防災減災能力。另一方面，要著眼于亞洲各國經濟一體化不斷加深的現實，在亞洲各國經濟深度分工合作傳統的基礎上，建設亞洲低碳發展共同體。通過區域內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實現區域協同、互利共贏，以最小化成本實現最大化減排，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使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成為我國踐行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