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有《可再生能源法》、《節約能源法》、《森林法》及《大氣污染防治法》等能源和環境領域的法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關于組織開展重點企 (事)業單位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工作的通知》等直接規范溫室氣體排放的部門規章或規范性文件，但由于法律位階較低等原因，在制度設計和效力方面均受到限制。

蔡素玉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前我國亟須制定《應對氣候變化法》，對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進行頂層設計，對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為進行政策激勵，并對超標排放的行為進行追責，推動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最終確保國家提出的碳排放強度控制目標和峰值目標得到有效實現。

開展地方層面制度先行先試需要法律支撐，然而，目前只有青海省和陜西省正式出臺《應對氣候變化辦法》。盡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 “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但由于對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發展的認識不足，一些省市政府或地方立法機構缺乏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的動力。地方政府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大多依據能源、建筑、交通等相關領域已有的地方法規，缺乏在應對氣候變化重大制度和配套政策方面先行先試的支撐和保障。地方應對氣候變化法規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地方政府在完成“十二五”期間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標方面難以形成長效機制。

蔡素玉稱，強化企業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責任需要法律依據。減緩氣候變化的重點在于控制重點企事業單位的溫室氣體排放。根據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應對氣候變化主管部門要求企業報告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對企業開展溫室氣體排放核查，以及對超額排放的企業進行處罰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溫室氣體的現場檢查制度、企事業單位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報告和登記制度、低碳產品的標準標識與認證制度、溫室氣體排放配額管理制度、低碳技術推廣目錄等直接關系企業切身利益的制度規則均需要通過氣候變化立法得以建立。

與此同時，推動公眾參與應對氣候變化活動需要法律規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信息知情權、執法監督權、活動參與權和損害求償權，以及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等權利和義務必須通過法律形式予以規范和保障。構建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需要法律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來保障公眾對市場的合理預期。無法可依的現狀也會制約社會公眾開展低碳技術創新、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費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