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際氣候談判斗爭激烈，為限制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發達國家意圖設定“溫升”、“濃度”、“峰值”等中長期目標，并試圖逐步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基于“上限一交易”的全球排放交易體系，還主導二氧化碳商品化及其定價的過程和規則制定。

發達國家將碳排放權納入國際碳交易市場獲取高額收益的同時，也將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權車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因此也就無法獲取國際碳交易市場的高額利益，將來甚至有可能對我國的能源和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我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已經悄然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家。根據有關組織公布的2013年全球碳排放量數據，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達到7.2噸，首次超越歐盟。2014年APEC會議期間，中美在北京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作出承諾，計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

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減排形勢和與日俱增的減排壓力，為了更好地與國際碳交易市場銜接，提升我國的碳競爭實力，履行我國的碳減排承諾，在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和運行當中，第三方認證的基礎保障意義尤為突顯。

開展碳排放第三方認證核查，是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建立公平、透明、互信的基礎。從國際層面來看，碳減排的“透明度”問題已成為氣候談判的核心問題。根據“巴厘路線圖”的要求，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支持下的減排行動，以及發達國家的減排行動都具有法律約束力，需要按照“MRV”，即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原則進行認證。在國際間減排的監測、報告與核查過程中，由于涉及國家主權問題，需要通過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在一定的規則下，對有關各方的減排行為進行認證核查。

第三方機構的認證核查是國際間報告和核查機制中的重要環節，可以提供“責任框架”以及客觀、真實、具有公信力的認證結果，是有關各方建立互信的基礎，也是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與國際碳交易市場順利接軌，并在競爭中維護國家利益，獲得國際政府和讓會認可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