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被認為是一個長期而緊迫的全球公共問題 ， 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仍然需要國際規則這一制度公共產品 。 在由霸權主導向多極化均衡轉變的全球化過程中 ， 國際規則可能通過國家間合作 、 國際組織以及個人發起的方式形成 ，尤其是全球公共問題的日益多樣化 ， 客觀上要求通過不同的國際規則提供方式與之適應 。 另外 ， 由于過程內在地具有規范含義 ， 或關于過程的信息反過來提供了關于結果的信息 ，因此 ， 在通過國家間合作制定國際規則時 ， 制度演進與集體行動可以視為一個同步過程 。

穩定大氣濃度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性質 。 就氣候穩定而言 ， 即使一國不在溫室氣體減排上做出任何貢獻或承擔成本 ， 它也能同那些實行減排的國家一樣享受氣候穩定的成果 ， 而任何一國對這種氣候穩定的受益程度不會受到其他國家享用這種成果的影響 。 或者說 ， 大氣容量是一種公共資源 ， 由于各國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導致對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 ， 最終引起了氣候變化 。 同時 ， 由于氣候變化所具有的生態系統特征 ， 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依賴于國際社會的集體供給 ，任何國家僅靠自身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不足以對公共產品產生有意義的影響 ， 甚至需要幾乎所有國家都采取共同行動才能有效提供這種公共產品 。 另外 ，國際氣候合作制度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公共產品 ， 而且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 ， 也就是說遵守制度的個體越多其運行成本就越低 ， 一個國家遵守制度不會妨礙和排除另一個國家遵守它 ， 但一個國家不遵守制度卻妨礙另一個國家遵守它 ， 最終可能導致制度的無效 。 值得注意的是 ， 應對氣候變化公共產品的供給很大程度上與公共選擇和集體行動相似。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 ， 由于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和其他問題上的偏好和重要性排序未必相同 ， 由各國對氣候問題的偏好很難形成集體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一致選擇 。 因此 ， 僅靠集體利益的增進是不能吸引單個成員采取行動的 ， 盡管我們不排除可能有極少數非常重視環保問題的超理性談判推動方 ， 但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 ， 一定是穩定大氣溫室氣體含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 而且所謂超理性談判方的選擇 ， 也可以看作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排序進行的選擇 。 因此 ， 應對氣候變化是集體行動問題 ，也是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