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市場是政策性市場，其市場的活躍度與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直接相關。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決定了國際碳市場的需求，是碳市場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目前各方正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為2015年底達成2020年后的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協議而艱苦談判，其中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將直接關系到全球碳市場的發展前景。從當前談判情況來看，各方分歧依舊，談判進展緩慢，2020年后難以形成如同《京都議定書》一樣強制性的減排框架，很可能會形成自下而上、由各國根據自身能力自主決定貢獻并接受評估的松散模式。在市場機制談判方面，各方討論了多元化框架方法（FVA）、多邊層面上的新市場機制（NMM）、非市場方法（NMA）、必要的國際國內安排、適用的統計框架、核算報告核查方法等問題，但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這種情況下，區域性的碳市場將可能成為發展趨勢。當實施碳定價機制的國家具有彼此連接的技術基礎和意愿時，相互連接且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的碳市場能夠有效調動市場參與者的積極性并增強市場流動性。在過去的一年中，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就市場連接的可能性展開討論，有些已取得實質性進展。盡管歐盟和澳大利亞的碳市場連接由于澳大利亞的政策變化而終止，但美國加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在2014年實現了雙方碳市場的連接，進一步強化了該區域碳定價政策的實施。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范圍內還將出現這種區域性的碳市場。

氣候變化問題近年來所受關注度上升，因而也成為各主要國家政黨參選和執政的重要議題。而由于發達國家政治體制和決策機制原因，相對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戰略，氣候變化政策易出現一定的搖擺。歐盟實施“折量拍賣（back-loading）”計劃就經歷了為期一年多的“通過―否決―通過”一波三折的過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自2012年由歐委會提出以來，目前仍在進行討論和磋商，尚未進行最終的投票。這反映出歐盟內部各種利益關系的錯綜復雜，以及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經濟方面進行決策時仍存在一定的搖擺性。澳大利亞在阿伯特政府上臺后，于2014年7月17日正式通過廢除碳定價機制法案，取而代之的是設立減排基金（ERF）來進行減排，使得碳定價機制實施剛兩年就匆匆退出歷史舞臺。碳定價機制的半途而廢并非制度本身問題，而是由于澳大利亞不同政黨選擇的減排手段不同。因此，一項好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完善的制度設計，更需要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和強有力的政府意愿作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