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大會最大的成果，不是196個締約方歷經嘴炮、表演、妥協之后簽下了一份拯救地球的全球協議，而是窮國富國不窮不富國都可以回家交差了。在不考慮氣候機制的本意，是在科學指導下采取真正有效的減排行動的情況下。

巴黎值得褒獎的另一點，是主席國對于大會按時結束的執著。雖然最后仍難逃延時宿命。熬夜和拖堂，是氣候談判的兩大頑疾。從巴厘到巴黎，9次COP，不拖不成活。巴黎不一樣。主席國為了如期費了不少心思：談判提早一天開始；大boss們第一周就現身，展示政治推動力，但不干涉談判細節；第二周開始時，部長們手上拿的草案文本篇幅是當年哥本哈根的一半，也沒有秘密文本的麻煩；代表爭議事項的方括號數量，從開會初的1609個，驟減到周三晚上的361個，在最后48小時又到了50個以下；法比尤斯三令五申不要加時賽；最終文案草案公布前2小時，為了說服各方通過協議，法國總統奧朗德不惜打出會前巴黎曾遭遇恐怖襲擊的悲情牌。

巴黎的另一項非凡成就，是徹底終結了氣候理想主義，把COP21辦成了一次務實的大會、沒有懸念的大會。擁抱巴黎成果的前提，是必須忽視幾個無法忽視的事實，即減排雄心與減排行動之間的差距、承諾的與實際到位的氣候資金之間的差距、溫控2度目標與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國家自主貢獻行動（INDCs）會導致2.7度~3度以上升溫之間的差距。這些不是巴黎的錯，是數年扯皮徒勞無功之后，不是最好但都能接受的選擇。

巴黎的務實從頭到尾：會是條約（treaty）、議定書（protocol）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議定結果（an 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自始至終，各締約方和幾大陣營對于要達成的最終結果的法律形式都沒有表現出強烈的立場。表示待定事項的方括號里，這三個選項一直并列到最后。當然，在《京都議定書》已死、公約最重要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CBDR）逐步消融的大背景下，法律形式的不確定性絲毫不讓人意外。

放下立即拯救地球的執念之后，巴黎協定是兼具劃時代意義又不乏具體成果的。巴黎協定明確了2020年之后的減排游戲規則，實現了新、舊玩法在時間上的無縫銜接，避免了后京都時代全球氣候機制“裸奔”，部分重建了各方對瀕臨崩潰的聯合國氣候多邊機制的信心。不僅如此，巴黎正式開啟了減排全球聯合行動的嶄新時代，以各國均通過INDC采取行動取代只有發達國家承擔量化減排義務為標志，重新定義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權利義務關系。

必須要提的是，巴黎協定也是公約框架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協議，即所有締約方都簽訂，且具有法律效應。這里的參照系是《京都議定書》，一份偉大但至死也沒能獲得完整代表性的協議。

具體成果包括：在以5年為周期的自主貢獻審評機制上達成了一致，通過比較及時的盤點，動態提高氣候行動的整體強度；一直談不攏的減排透明度問題，因發展中國家做出讓步，接受自主貢獻行動可監測、可報告和可核查（MRV）而迎刃而解；通過一句異常生澀的表述，事實上給“凈零排放”設定了時間表，而“凈零排放”是與減少化石能源消費進入清潔能源時代掛鉤的，這意味著，到“本世紀下半葉”，去碳化已是不可逆的洪流。

對中國而言，從哥本哈根到巴黎，最大的變化不僅是氣候“罪人”到氣候英雄的形象大反轉，更是從不接受“先國際后國內”、以“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為談判底線，到事實上接受并主動擔當了第一排放大國的減排責任。當然，這個轉變始于德班氣候大會甚至更早，在多哈、華沙逐步清晰化，并最終在巴黎實現。更重要的一點是，相對于歐盟在資金問題上的說多做少和美國政黨政治對協議落實的抵制，中國在未來切實行動方面的優勢十分突出且已經做了很多。而協定簽署之后能否轉化為實際行動，才是決定未來地球溫度和人類命運的關鍵。

更感性的部分是，從聲嘶力竭地捍衛發展權到認同發展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世界變了，中國也變了。對于普通人而言，巴黎協定也不僅是聽不懂的各種縮寫、談判和大國政治，它還包含著你家用的電來自哪個電廠、你計劃度蜜月的那個海島還在不在，以及你和霧霾還要相伴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