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近期恐怖襲擊的傷口尚未愈合，疼痛尚未消散，新威脅也仍盤旋上空余悸猶存。但世界各國領袖仍決定今日聚首巴黎，以展現他們對巴黎堅定不移的支持及對氣候治理協同領導的決心。

這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歷史性時刻，預示著重塑全球氣候治理的潛力。巴黎氣候大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第二十一次締約大會（COP21）。距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已過二十余載。雖然《京都議定書》的簽署標志著氣候談判的歷史高度，但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談判卻始終因分歧、缺乏信任、停滯和悲觀主義而阻礙重重。《京都議定書》是首次以“自上而下”的路徑塑造全球氣候治理的嘗試。它設定了溫室氣體減排的全球目標，并分攤了溫室氣體減排的相應國責任。同時，對氣候融資和技術轉讓的需求也與聯合國協調一致。

2001年，布什總統使美國退出了《京都議定書》，給予協調全球氣候治理的努力以重挫，因為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隨后多個發達國家紛紛效仿美國，一場危機迫在眉睫。雖然最終《京都議定書》得以一致通過，但從一系列真正包容的、致力于治理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看來，氣候治理體系并未成功。

之后，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被寄予了空前厚望，被眾多政策制定者、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們視為拯救世界的最后機會。該會議由丹麥擔任東道主，歐盟則致力于達成一份具有京都風格的新協議，該協議在媒體和非政府環保組織的要求看來是躊躇滿志、公平且具備法律約束力的。

然而，這些期望均未實現，大會僅在最后時刻達成了一份缺乏歐盟參與的協議。令歐盟和許多其他參會國失望的是，哥本哈根會議是以“自上而下”的路徑所做的最后努力，這種全球協調風格的協定注定會失敗，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不準備遵循。同時，該會議及其后果激發了尋求另一種路徑的反思。《哥本哈根協定》本質上是各個國家依據自身社會和經濟環境所作承諾的匯集，同時達成了一項限制全球氣溫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的政治承諾。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路徑，伴隨的是結構松散的承諾和效力甚微的監測、報道及核查制度。

盡管如此，協議已取得顯著進展。例如，中國正依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進展報告，兌現其哥本哈根承諾。事實上，可以說《哥本哈根協定》所取得的成果不亞于《京都議定書》。此外，正是《哥本哈根協定》促成了德班平臺這一構想。目前，德班平臺正因其基于“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而備受期待的新協定，使世界聚焦巴黎。這是一個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路徑，并具有顯著的潛力。

在《京都議定書》以及（未實現的）哥本哈根之夢中居于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路徑已經遠去，同樣的還有對具有法律約束性協議的嚴格定義。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也認清了政治現實，以及對政策實施的靈活性的需求。有趣的是，表面上標準的放寬并沒有影響到《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積極成果，這甚至是一年前人們所無法預料的。

作為巴黎氣候大會的準備，所有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以及絕大多數《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國都已提交了雄心勃勃的 “國家自主貢獻”。這種“自下而上”且由國家驅動的路徑，而非“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路徑，似乎正在產生積極的成果，并且顯然更加為各國領導人所接受。隨著預期中以《巴黎協議》為形式的新的氣候機制即將產生，一個新的氣候治理體系呼之欲出。

許多人都曾抱怨過國際氣候談判進展緩慢。承認在技術層面的談判的限度或許需要政治領導人更大程度的介入以及更強的領導力。二十年的氣候談判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對于氣候變化這一人類所面臨的首要挑戰（依教皇弗朗西斯于2015年所言），單靠技術性的談判無法成功。

因此，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最堅定的承諾對于成功應對這些挑戰而言至關重要。出席巴黎大會的國家領導人的數量前所未有，這象征著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領導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承諾。我們不應該低估前方的挑戰：如何評估與驗證各國“國家自主貢獻”中的承諾？如何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充足且公平的氣候融資？各國如何合作以發展低碳經濟所需的技術？聯合領導是我們等待已久的關鍵因素。只有當政治承諾就位時，技術層面的談判才能實現突破。讓我們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讓全球氣候治理得以成功運轉。

齊曄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鄔桐是清華大學訪問學者。作者感謝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麥瑞安（Ryan McElveen）的評論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