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0多年里，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為轉折，國際社會在全球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的“認知”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然而，與“認知”相比，國際社會在“行動”上所取得的成果卻是寥寥可數。

關于氣候變化應對上的“行動”，一般而言，其起點始于1992年。是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地球環境峰會，首次正式將氣候變化應對納入國際社會進程，并通過了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應對的動議。1997年聯合國通過《京都議定書》，在部分發達國家范圍內開始建立有限的減排框架，這個框架也就是于2008年-2013年期間生效的京都議定書第一期溫室氣體減排國際框架。由于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上的磋商無果，自2009年開始一直到今天，國際社會在實質上進入了基于自愿減排階段，令整個氣候變化應對陷入約束效力上的“真空狀態”。事實上，從現在到2020年為止，國際社會都仍將不得不繼續延續這樣的“真空狀態”，并進而將2020年后形成有效減排框架的希望寄托在巴黎大會上。

相對于我們在認知層面上所確認的最終目標而言，行動層面上的不足顯而易見，而其中最大的不足就體現在減排責任在各國間的分配上，尤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框架遲遲未能確定。由此，這也使得我們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任務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如果說，存在這么一條人類與氣候變化相競爭的賽道，那么在這條賽道上，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腳步顯然已經遠遠落后于氣候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