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基于各國不同的歷史排放水平，有必要賦予賽道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不同水平的碳減排責任，從而讓這場國際社會的競賽變得更為公平和合理。就此而言，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理應成為我們行動的基本規則和內涵

氣候變化巴黎大會如期舉辦，各國首腦、國際組織及各界代表云集巴黎。巴黎協議的授權非常明確，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制度，而是要談判磋商如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框架下，在2020年后進一步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行動。

有關巴黎協議動議的緣起，最直接的來源是國際社會2014年12月在智利利馬舉辦的上一次全球氣候變化大會。正是在這場會議上，各國代表達成共識，提出務必在2015年的巴黎大會上通過具備法律效力的減排方案，并在這次會議上產出了一份巴黎協議草案。該草案的核心要件之一，便是要求各國在2015年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之前，就碳減排水平提交2020年之后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

此外，巴黎協議動議的最根本原因需追溯至200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辦的全球氣候變化大會，盡管就國際碳減排的框架而言，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取得預期的實質性成果，但該次會議卻在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那就是，認同了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該組織于2007年因在氣候變化科學研究上所取得的突出貢獻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研究成果。根據IPCC的研究，從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開始計算，地球氣溫上升的幅度距大氣環境的氣溫閾值（也就是大氣環境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已經非常接近。計算結果表明，大氣環境留給人類的氣溫上升空間僅為2攝氏度（較之于工業化初期的水平），如果折算成溫室氣體排放量，那么，留給人類用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排放量只剩下大約35%。正是基于對這個科學研究成果的普遍認同，在過去6年里，國際社會通過一次又一次努力，最終使得巴黎走上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中心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