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近及遠，影響國際恐怖主義的因素大致有社會經濟制度、地緣政治利益和宗教文化意識等這么三大類。在這三大類中，除了最后一類外，我們其實可以找到它們與氣候變化應對之間的某種內在聯系。

首先，氣候變化本身作為一種環境變化，或者環境災難，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相關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尤其是影響到發展水平，從大的范圍看，世界上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無疑是氣候環境相對較為脆弱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島國和最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進程甚而將被中斷，出現發展上的停滯，這個發展上的變化本身或許就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因此，應對氣候變化在一定程度也正是一種廣義上的“反恐”。道理很簡單，如果氣候變化應對富有成效的話，那么就將大大緩解氣候環境脆弱國家和地區的生存壓力，并以此來消除國際恐怖主義的生長環境，

事實上，自911以來，美國就已經在”用能結構“和”能源進口“上煞費苦心地采取了變革措施，到今天，美國能源基本實現自給，而且逐步邁向低碳清潔的方向。當然，對于美國而言，其關鍵之處在于，能源轉型固然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有效手段，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種對源于中東的恐怖主義所能采取的釜底抽薪的有效手段，那就是削弱其石油利益，并使美國真正地實現金蟬脫殼。

當然，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的如意算盤其實未能奏效，為何呢？這是因為，隨著發達國家能源結構的轉型，他們固然可以大大的減少對于中東地區在能源、政治等方面的依賴，但這個地區的恐怖主義卻仍未見減緩，反而，他們從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獲得了新的恐襲“觸發點”，那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通過應對氣候變化的議題來壓制傳統能源利益，其結果是打壓了該地區的整體利益。

也就是說，原先美國等西方國家是通過干預石油貿易來左右當地的地緣政治并損害到其利益，而現在，盡管美國希望退出該地區的石油博弈（表面上如此），但實際上，從結果來看，這樣的退出也同樣損害了當地的利益。

故而，當外部環境一旦因為應對氣候變化進程而出現某種不利的變化，其內部社會經濟條件也就自然會相應地發生波動，這無疑將為新一輪的恐怖主義鋪就溫床，甚至形成了新的恐襲觸發機制。

（李志青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