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氣候基金只是一個新興的為了支持發展中國家間合作而創立的機構性的架構的一部分。經過多年討論，在2014年夏季，以“為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項目籌措資金”為目的，創建了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BRICS）組成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其獲批的啟動資金為1,000億美元24。新興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使中國獲得除了美國和日本外的廣泛的多邊支持， 并很可能以50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基礎設施融資方25。中國400億美金的絲路基金也將用于對周邊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26。

相比之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綠色氣候基金的首期集資為100億美元，而新的南南合作基金只是那些新興金融機構中的一小部分27,28。對于能源領域的國際金融而言，用于支持氣候目標的投資可能會被邊緣化，因為能源領域的國際金融已經超出了氣候金融的范圍了。這些新興的南南合作架構內的機構將如何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將如何與全球金融機構的現有秩序整合，目前還不得而知。中國官方認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對現有機構的補充，而不是與之競爭29,30。但是，當一些環境團體和政府向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施壓，以使其減少碳密集型的“北-南”合作投資時28,29，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能夠表明這些新興的主要從事南南合作的機構會同樣地轉向低碳項目投資。

此外，我們無法確保“北-南”投資機構不會轉向投資煤炭，尤其是當與之競爭的機構通過投資煤炭不斷地產生高額利潤時33。在能源領域的投資機構發展中存在的競爭性的規則和標準可能會抑制低碳能源規模的擴大。

與之類似的是，由于未能盡早協調，已經導致出口信貸融資體系面臨嚴重挑戰。經合組織曾于1978年對關于出口補貼和高優惠融資的商業合同進行了談判，并對其定期更新，以希望做到過程透明，并創造出有助于經合組織出口的公平競爭的環境。由于中國及其他非經合組織成員一開始就被排除在談判之外，所以他們現在否定這些規則34。對繼續運行經合組織原有的規則而言，來自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的金融投資是“最大的挑戰”35。在2012年，出口信貸國際工作組（IWG） 曾說過這個問題36，經合組織外其他雙邊及多邊談判在制訂一個包含中國的協議問題上也進展不大，制訂這樣的協議是希望避免出現“競次”，因為經合組織協定的成員國為了同中國競爭而降低了它們自己出口信貸的標準37,38。雖然按照規定，標準需要越來越嚴格，但對于氣候金融體系運行而言，要給所有至關重要的參與方一定的機會，這就要求在體系如何操作這個問題上需要有更大的早期靈活性。借鑒經合組織出口信貸的經驗，氣候金融體系應該從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過程開始，從長遠來看，這將會增加標準和規則的彈性和有效性。

之前全球氣候談判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面臨主要的變化趨勢時，如果不能采取靈活的結構，將對長期的氣候行動產生有害的影響。由1995年“柏林授權書”38所產生的法律免除了新興經濟體的減排義務，這被（至少是被發達國家）認為是延遲了有意義的全球統一行動，也成了美國不批準《京都議定書》的理由之一40。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氣候金融體系應該為全球能源金融創造一個鼓勵和回報低碳經濟的投資結構，同時應涵蓋發展中國家，以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低碳轉變，最大化地對資源進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