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未意識到，中國企業（通常是中國國有銀行在其背后提供政策支持）在發展中國家能源領域中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在70個國家建了超過300個大壩工程8；在非洲的太陽能、生物燃料、輸變電及水電項目上投資約220億美元9；中國企業也正逐漸成為南亞和東南亞燃煤電廠設備的主要供應商和投資商10。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同時也是123個國外風能、太陽能項目的投資商，而且這些項目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11。在國際投資中，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出口信貸投資額最大的國家，其中能源領域是個重點12。通過一項對中國企業在全球能源領域運行的地域分布的獨立分析，可以知道其在能源領域的對外投資規模（圖1）。

中國企業在國際能源領域的參與一直是煤炭密集型。在除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有中國企業參與的新增電力裝機容量中，68%的在運行容量和77%的在建容量來自于煤炭（見補充表格3）。相比之下，沒有中國企業參與的項目中，在運行和在建的裝機容量分別有32%、54%來自于煤炭（見補充表格4）。未來，如果中國的對外投資的這種趨勢保持不變，煤炭將主導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南南合作。2011年到2014年4月間，三家中國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煤炭開采和能源投資方，總投資至少450億美元13。不過，令人鼓舞的是，9月份，中美兩國已達成協議，要在國際投資中，對于碳密集型基礎設施領域的公共投資“向嚴格控制方向努力”14。

圖 1 | 中國境外有中國企業參與的裝機容量

中國境外能源項目的累計裝機容量分為：a.運行中；b.建設中；c.計劃建設，涉及中國公司參與建筑/工程、建設、發電機、渦輪機和蒸汽系統（鍋爐或反應堆）。由于缺少公司數據，這里給出的裝機容量是一個下臨界值。數據表示了除太陽能技術的供應以外的所有技術和地區，可能比表格中的數據大很多(見補充表格1和2)。

與此同時，中國正計劃限制其國內的煤耗15,16。在中國，過去十年里，其他基礎設施領域的企業也面臨國內市場的日益飽和、競爭激烈的態勢，中國煤炭企業借鑒他們的經驗，將目光轉向國際，以保持行業增長11,17。在多邊層面上（以及雙邊承諾）鼓勵投資清潔能源，將幫助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基礎設施投資者更容易地限制其對外進行碳密集型的能源投資。

如果全球能源領域投資不轉向低碳化，基礎設施將會陷入長期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形18,19。為了使氣溫升高不超過2℃，就要將大氣中CO2濃度穩定在某一水平上，而這就需要經合組織（OECD）以及非經合組織國家顯著減少對無碳捕捉與封存的化石燃料電廠的投資18。 

應該構建全球氣候協議，以促進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及其他新興參與者）的國際投資從煤炭轉向低碳能源。然而，談判并沒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利馬會議上，中國并沒有通過綠色氣候基金進行氣候投資，而是宣布創立在聯合國氣候協定之外的以自身市場為基礎的“南南合作基金”，這個基金將把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投入增加一倍。南南氣候基金這一思想是值得稱贊的，但它也表明了在影響氣候金融體系的制度上的進一步分裂。兩類國家正在形成兩套規則，這中間缺乏協調，可能會阻礙我們向能源領域低碳金融的努力。我們并不是要質疑中國建立具有獨立規則的金融機構的歷史和現實動機22,23，但我們相信，為了更好地實現氣候金融的目標，談判者們應該選擇一個論壇（最好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來進行氣候金融規則的談判，然后制訂出制度性的激勵措施，以促使這些國家在能源領域的國際投資轉向低碳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