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在2006-2013年我國獲簽發CDM項目數量的數據得出，我們可看出中國每年的簽發量都不斷上升。2006-2009年間，雖然我國CDM項目的簽發量在上升中，但其實數量非常少，2006年只有十幾個，到2009年只有100個左右。在2010-2013年間，上升速度明顯加快。從2010年開始，我國獲簽發CDM項目的數量首次突破200個，2012年達到了1000個，而到2013年就已經快要達到1400個了。因此可以看出，碳排放交易給中國帶來了不少的利益。

　　在世界各國獲得CERs的簽發量中，中國占的比例最大，達40%，其次是印度，占24%，韓國獲得的簽發量排第三，巴西第四，分別是15%和12%，墨西哥、越南都各占2%，而剩余的5%是由其他國家組成的。

　　從數據中，我們可以得知中國的獲簽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獲簽量居于前面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反倒是發達國家在獲簽量后面。由此發展的特點看，排放權交易不僅僅是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更重要的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易。因為大部分發達國家無法獨立地完成《京都協定書》中規定的任務，并且由于發達國家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碳排放量在大幅度遞增，從而需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碳交易。

　　雖然我國CDM項目開發工作進展迅速，但與我國所擁有的減排潛力相比，仍相去甚遠，并且在我國所鼓勵的溫室氣體減排領域，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方面CDM項目并不多，這些問題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國際碳交易市場共有的原因，也有我國特有的原因。比如，因為CDM這個項目的復雜性和未知性令許多企業家望之卻步。而且這個項目的的投入資金太大，這個讓小企業負擔過重。另外，國際政策的不穩定性，使《京都協定書》的簽訂的前景變得非常的模糊。 　　既然我國碳交易市場已經興起，我國作為碳排放權的主要售賣方，碳減排市場的潛力在全球首屈一指。長遠看來，碳排放權交易作為一種新興的交易形式，如果我們能夠利用好、開發好碳交易的市場，既能給我國帶來客觀的經濟效益，也有助于提高我國能源使用效率，優化、調整我國能源利用結構。同時，我們應當看到， 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戰略性的資源，以低價出售，也可能給我國帶來風險。如前文所述，一旦中國開始承擔減排義務，需要從國際市場購買CER的時候， 所出的價格可能要比今天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現在出售碳排放權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在透支未來。因此，國家在制定碳交易整體戰略時應當把握適度原則，合理調整碳交易的領域和規模，防止過量出售碳排放權。

　　作為國內的碳交易參與者，我們應該學會如何培養自己的碳交易專門人才，建立和健全本土的中介咨詢、金融服務機構。要盡快完善國內碳交易政策，建立本土的碳交易所，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取得話語權和碳排放交易的定價權。

　　在當前金融危機陰霾籠罩全球的背景下，隨著作為碳交易市場主要參與者之一的金融機構和組織在金融危機中效益急劇下滑，碳市場的交易在短期內前景堪憂。但放眼未來，只要國際碳減排的總體意愿不變，金融機構在經濟復蘇之后，肯定不會放過碳交易市場這塊大蛋糕。長期而言，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碳交易市場，都還是大有可為的。

　　現在我國在逐漸地完善與碳交易市場相關的法律法規，就是為了繼續發展我們的碳交易市場，讓我們的碳交易市場不僅僅在國際上發展還在我們國內、企業和企業之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