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周，國家發展改革委氣候司組織召開了《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條例(草案)》涉及行政許可問題聽證會。可以預見的是，明年這一條例就可能會被全國人大批準通過，這將大大有利于碳減排交易行業的發展。

　　我們北京永日景蘭咨詢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包括光伏、風電、水電、生物質能的碳減排項目開發工作，能夠幫助光伏企業把清潔能源包裝，到國家發改委申請成為碳減排量，并把減排量賣出，從而使光伏企業獲得額外的收益。

　　1997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引入了清潔發展機制（CDM）。從2005年開始，我國很多可再生能源企業獲得了大量的CDM收益，其中有一家央企獲得了20億人民幣的CDM收益。但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兒不會每天都有。歐洲的碳指標市場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已經從最高20歐元跌到了不到1歐元。而且歐盟宣布，2012年12月31日以后在聯合國注冊的CDM項目產生的碳減排指標他們不再購買，所以在場的光伏企業下屬光伏項目也就沒有必要再做歐洲的CDM項目了。

　　從2013年開始，國內有7個省市先后開展了碳減排交易的試點工作。到2017年，國家要搞統一的碳減排交易，就是把現在的7個試點省市，和其他所有省市納入到統一的碳減排市場。或許在座有人會擔心，中國也可能會出現歐洲的情況，比如剛開始即2018年或2019年碳減排價格會逐步升高，再過幾年價格會降下來。我個人對國內的碳減排市場持一種適當樂觀或謹慎樂觀的態度。歐盟的局面與中國完全不同，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歐洲由于經濟不景氣，碳排放量增長有限。而我們國家經濟上雖然也有很多問題，但不至于像歐洲有的國家出現負增長。假設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達不到7%，也遠遠高于歐洲和美國。從長遠看，我國的碳排放量離達到峰值還有較長的時間距離。在去年北京APEC會議上，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說中國2030年左右碳排放量會達到峰值，距離現在大概有15年。這也就是說，我國的碳減排市場至少理論上還有15年的發展良機。

　　第二，體制問題。歐洲要解決碳市場低迷推行救市計劃，就必須經過歐盟議會的批準，歐盟議會有不少是代表工業界利益的議員，他們肯定會阻撓任何碳市場的救市計劃，就算通過救市計劃也是救市程度不大的計劃。而我國不一樣,我國政府有非常強大的調控能力，只要對經濟發展和民生有利，會果斷出手干預，比如前段時間股票市場暴跌，政府就出手救市。我國碳減排的立法工作需要經過人大批準，但是具體碳市場建設方案和相關調整工作由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司來負責。所以在我們國家，確實是只要政府想去促進碳市場的發展，就會有一定成果；而歐盟的氣候專員康妮赫澤高（Connie Hedegaard）想去救市，卻沒有這個權利。

　　當然，我不否認中國特殊國情對于碳減排市場既是有利也是不利的，這個市場肯定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那些控排企業和我們在座這些可再生能源企業各種利益沖突和妥協的結果。在這種復雜的局面下，我給在座的光伏企業8個字建議：盡快動手，落袋為安。在座的光伏企業涉足碳減排交易，宜早不宜遲。剛才我提到的那家20億CDM收益的企業，就是開發風電項目比較早、項目比較多，同時介入碳減排的時間也比較早。在歐州碳減排市場崩盤之前，它已經把碳減排指標賣出了不少。

　　最后，光伏企業從開發碳減排項目到國家發改委備案，肯定要半年以上的時間，還要測量一年發電量，若想在2017年得到第一筆碳減排指標，現在動手時間上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