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經濟出
問題，央行就開始說英文。先上一個朋友發給格隆的笑話段子：A股真的是賤。宣布2萬億養老金入市，不漲。宣布降息降準，還是不漲。帶走幾個證券公司高管協助調查，一刻不耽誤，果斷開漲！尼瑪，看來在救市這個事上，Gong an遠比央行有用！
智慧在民間。這不單只是個笑話，它其實深刻揭示了當前央行江郎才盡、進退維谷的尷尬困境：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央行的能力范圍，但他仍像一個救火隊員一樣撲向了火場，義無反顧也罷，被逼無奈也罷，當前時刻的央行，更像一個悲情英雄，而不是我們想當然的認為的超人（super man）。
從經濟學理論角度，所有衰退、通縮，以及由此衍生的資產價格縮水、股市下跌等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兩個字做出最完美的解釋：需求！這就是為什么在美國08年次貸危機，經濟需求一夜消失的時候，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第一時間給國會提交的建議：開上直升機，直接撒錢！
這就是美國QE的由來，也是凱恩斯式宏觀調控的標準動作。
Does it work?是的，這招很管用——美國人幾乎是當今地球村里唯一家里有余糧的地主。
在中國經濟深陷需求萎縮之苦，股市也驚弓之鳥的今天，中國同行顯然在認真學習美聯儲的各種做法——中國式QE、逆回購（RR）、短期流動性調節（SLO）、常備借貸便利（SLF）、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支持證券（MBS）、降息降準……
一個朋友向格隆訴苦：你有沒有發現，每次經濟或者A股一出問題，央行就開始說英文？什么SLO、PSL、MLF之類的咒語。根本不知道它在說什么。它一說英文，我就知道有問題了，就只能風中凌亂。
我啞然失笑，告訴他：
1、你的理解是對的，央行說英文，確實表示經濟不妙；
2、所有這些英文翻譯成中文，就簡單兩個字——印錢！
Does it work?也許，但也許然并卵。
因為開動印鈔機只是一個開始，從印錢到形成最終有效需求，需要兩個基本前提條件：
1、有順暢的貨幣
政策傳導機制，不存在流動性陷阱。通俗的說法就是，你要保證你的錢能撒得出去；
2、讓錢流向消費邊際傾向最大的地方。通俗的說法就是，你要讓你撒的錢到達真正需要用錢的人手里；
這兩個條件在美國人那里都不是個事，但卻都超出了中國央行的能力范圍。
周小川的尷尬：一個作繭自縛的死胡同
凱恩斯經濟學里有一個經典詞匯：流動性陷阱。
所謂流動性陷阱，是指整個宏觀經濟陷入蕭條之時，即使在極低的利率水平下，居民仍舊對經濟前景預期不佳，風險偏好很低，寧愿持有流動性最好的貨幣，也不愿投資和消費。此時央行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儲蓄起來，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刺激銀行放貸、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貨幣政策失效。
中國當前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已降至1%，與0.72%的超額準備金利率僅差28bp，考慮到銀行間
市場與央行之間的信用利差和隔夜回購利率波動的風險補償，隔夜回購利率已降至最低水平附近。而長端利率和貸款利率仍居高不下，10年期國債利率近半個月不降反升到3.6%水平，央行統計的一季度貸款平均利率高達6.8%，而一季度名義GDP增速才5.8%：一方面經濟不斷下滑，另一方面，短端利率已降至最低水平附近。
短端利率的下降無法傳導到長端利率和貸款利率，降準降息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中國已出現事實性的流動性陷阱。
換句話說，當前中國的問題根本不是缺錢或者缺流動性。印再多錢，也都會被驚弓之鳥一樣的居民窖藏起來，或者被銀行體系用存差等方式滯留下來——后者對流動性的淤積阻滯作用在中國尤其令人頭疼：中國的流動性幾乎都是通過國有銀行渠道釋放的，無論是從烏紗帽角度，還是逆周期行為角度，銀行在當下都會嚴重惜貸，整個社會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根據央行《2015年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至一季度末，一年期貸款基礎利率（LPR）在三次降息后已累計下降0.71個百分點，而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僅比上年12月下降0.15個百分點
錢是印了，也撒了，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根本降不下來。實體經濟沒好日子，股市能有好日子？——最關鍵的，哪怕這么高的融資成本，銀行也只會貸給那些產能已經嚴重過剩，行業根本沒有前景，但卻有“國字號”兜底的垂死恐龍企業。
如果不輔以其他手段，周小川的貨幣寬松大概率會進入一個作繭自縛的死胡同：
想扶持的沒起來，想淘汰的繼續野蠻生長。撒錢原為救贖，最終卻成為自戕。
難道沒戲了？有其他逃生的路子嗎？
當然有：很多人忘了凱恩斯需求武器的另一條腿——用財政稅收政策，把錢撒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有若的智慧：中國經濟的逃生之門
在此格隆先說一個歷史故事。《論語》里記載了魯哀公與孔子的弟子有若之間的一段對話。原文如下：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翻譯過來就是，魯哀公問有若：“遭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么辦？”有若回答說：“為什么不實行徹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說：現在抽十分之二，我還不夠，怎么能實行徹法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么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么又會夠呢？”魯哀公最后有沒有采納有若的建議我們不得而知。從后來楚國滅魯的史實看，格隆傾向于認為魯哀公多半沒有這么做。
與此對應的另外一個故事發生在2500年后的美國。1974年的一天，供給學派的代表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在華盛頓一家餐館的一張餐巾上畫了一幅類似傾斜的拋物線圖，向同座的客人說明稅率與稅收收入的關系：政府稅收隨著稅率的增長而增長。但稅率高到一定程度將達到拐點，總稅收收入不僅不增長，反而開始下降。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它提出的一個基本命題是：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
拉弗曲線的理論邏輯絲毫沒有超越2500年前魯國有若的智慧。拉弗的幸運在于，政府采納了他的建議。1980年1月里根當選美國總統后對稅率進行了果斷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減稅措施。至1989年里根離任時，聯邦政府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稅由48%下降到24%——這些減稅措施使美國擁有現今主要的大型經濟體中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并使在六七十年代表現并不搶眼的美國經濟此后開始了快速的增長。而此后拖垮蘇聯的星球大戰計劃、90年代后美國經濟向高科技的轉型無不與里根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有關。
格隆之所以說以上兩個故事，是因為目前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大拐點上：中國財稅收入在過去20年里增長了30多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高于GDP的增速。本世紀前十年里，除了2009稅收同比增長9.8%外，其余年份稅收總收入同比增長基本都2倍于同年GDP增速，而中國政府財政總收入占GDP比重也已經穩穩超過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美國。
按大口徑指標，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宏觀稅負比重為35.33%。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則顯示，2014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稅負率達44%（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稅負總水平，通常以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稅收總量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例來表示。在中國有大中小三種統計口徑，通常政府部門公布的數據采用小口徑，計算方式是單純的稅收收入除以GDP；如果按照大口徑統計，還包括了各種費在內的所有政府收入。）。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低收入國家的宏觀稅負較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應該是23%左右，高收入國家是30%左右——目前美國是30%，北歐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國家達到40%左右。
從經濟學理論角度說，“稅”的本質是一種轉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用一部分人的錢養活另一部分人，因此無論于經濟效率，還是于社會福利而言，稅永遠不是優先選項，而是最后選項，是人們確實認為某些服務市場無法提供的情況下，才可以采取稅這種方式有政府提供。高稅率往往意味著極大增強政府干預市場的動力與能力，意味著政府開支的膨脹，特權利益的固化；創業成本的增加，創新動力的消退；就業機會的減少，民間消費不振等一系列問題。
實證研究顯示，中國政府稅收每上升1%，會導致中國GDP下降0.045%。中國稅收對私人部門資源配置扭曲所帶來的經濟效率損失，已超過了政府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為經濟發展提供基本保障所帶來的經濟效率提高。
目前緊張的世界地緣政治，其實是各國經濟都在泥潭掙扎的矛盾延伸而已，此時能夠救中國經濟、就中國股市的，將只有中國自己的內需。過往每次中國經濟放緩最終都必須靠祭出政府投資這個法寶的路徑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通過全面減稅藏富于民，把錢撒到消費邊際傾向最高的人群，將以往政府大量的無效低效投資轉化為民間有效需求，是中國經濟在此次轉型危機中最有希望的逃生之門。相應的，如果我們哪天看到政府開始大規模全面減稅，A股也就必將迎來真正的大牛市、長牛市！
精兵簡政：一個絲毫不過時的路徑
辦法有了，如何執行？
事實上，中央已多次提議減稅，但總體上每年財政收入都會高于GDP的增長，從來沒有做到真正減稅。減稅減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減稅和收稅的同屬一個集體——沒有幾個政府有魄力動自己的奶酪，除非它有高度的戰略眼光與歷史責任感。
但中國共產黨從來都不缺乏這種智慧。
格隆再說一段不算久遠的歷史。1938年10月侵華日軍占領武漢后，逐步將主要軍事力量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抗日根據地日漸縮小，黨、政、軍、民機構龐大，脫產人員過多，物質供應極端困難。
1941年11月，黨外人士李鼎銘建議“政府應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中共中央果斷采納并把精兵簡政確定為1942年全黨全軍的中心工作之一，并先后進行三次精簡，使脫產人員與根據地的供養能力相適應，從根本上解決了“魚大水小”、資源捉襟見肘、行動顧此失彼的矛盾。在幫助根據地度過難關的同時，也為1945年后打敗國民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精兵簡政，少收點稅，把錢留在真正需要用、會用、能高效用的民間，或許比中央撒四萬億更有效？
如果一個更小規模一點的政府，能維持和打造出一個更具生命力與競爭力的大社會，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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