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15+1城市環境績效報告2015》（以下簡稱“《報告》”）指出，城市良好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應包括3方面內容，即較好的生態環境質量、較低的生態環境壓力及可控的環境風險。

總體看來，人均GDP高的城市，其生態系統健康指數得分較低，這反映出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尚未實現協調發展。

《報告》顯示，長三角各城市間生態環境質量存在差異，舟山、鎮江、揚州、泰州、臺州等城市環境質量較好，歷年均位于生態環境質量排名前10位，并高于長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

參與《報告》研究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程進博士認為，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環境績效指數較高的城市，其環境質量指數表現情況并不理想，原因在于上述城市長期高強度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引起生態環境質量的整體下降。隨著城市發展水平和環境意識的提升，這些城市在環保投入和發展轉型方面的力度不斷加強，城市環境質量開始有所改善，但對已經受損的生態環境來說，修復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表現出城市環境質量與環境績效尚未同步發展。

鑒于長三角城市群環境質量進一步提升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程進建議：長三角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要以環境質量為目標導向，推進環境管理戰略轉型。同時，環保工作的重點應該由以環境污染控制為目標導向的環境管理轉移到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和解決區域性環境問題。通過實施更加嚴格的環境質量標準，以環境質量目標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環境管理水平和環境質量的協調同步提升。

《報告》顯示，長三角城市群環境壓力主要來源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生態系統健康指數得分越高的城市其生態環境壓力越小。舟山、鎮江、揚州、泰州、南通、湖州、紹興等城市環境壓力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并且優于長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而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較高的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城市的環境壓力相對較大。

長三角各城市均面臨不同程度的生態環境壓力，環境壓力是長三角各城市面臨的共同問題。程進指出，特別是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單位面積污染物排放、資源消耗、城市化擴張均帶來不小的環境壓力。他認為，面對有限的城市環境容量，如何減緩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產生的環境壓力，是各個城市進一步優化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共同任務。

程進認為，首要任務是協調好環境容量和經濟發展間的關系。“將環境容量和環境承載力作為經濟發展的剛性約束條件，根據一個地區的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來約束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他表示。

《報告》顯示，城市發展與環境風險并行，長三角的上海、南京、寧波、杭州、揚州、舟山等城市環境風險可控指數較高，其中上海、南京、寧波和杭州等市環境風險指數高于16市水平，其人均GDP也高于區域平均水平。

長三角各城市環境風險管理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上海、南京、寧波、杭州等綜合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其環境風險管理水平遠高于長三角其他城市，一些規模小的城市在環境風險管理方面相對較弱。程進認為，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在于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綜合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環境風險管理的經濟基礎較好，通過發展方式轉型，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城市面臨的潛在環境風險隱患相對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