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2015協議”的談判已進入快車道，各方都在為新協議提出設計方案。但回顧2000年以來的談判歷程，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發現，《京都議定書》之后每一輪談判，發達國家的主要目標都是打破目前《公約》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性區分，以進一步轉嫁減排責任；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則盡力維護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礎的“兩分法”。此次“2015協議”談判也不例外。各方最核心的分歧正是集中在如何體現各國的區分，以及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客觀反映發展中國家責任和能力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區別是解決“2015協議”所有問題的關鍵。占據全球人口和排放量三分之一的“基礎四國”成為了矛盾的焦點。因此，“基礎四國”的一舉一動都將成為“2015協議”談判的重要決定因素。

目前，各方對“2015協議”的結構和內容均有不同訴求。歐盟強調“自上而下”的減排機制，各國承擔相應減排義務，并設定定期審評機制以確保全球減排努力能夠符合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的全球目標。美國認為應由各國“自下而上”自主提出減排貢獻，不應設立任何強制性減排目標，并牢牢緊盯中印等排放大國。美歐訴求雖有不同，但都旨在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發展中國家陣營中，小島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最為嚴重，因此呼吁主要排放大國均要承擔減排義務。在此情況下，“基礎四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和“七十七國集團+中國”內部的核心力量，必須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表達共同的利益訴求，避免“2015協議”由發達國家主導并對發展中國家未來排放空間形成過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基礎四國”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一是要提出能夠與歐美相抗衡的具體解決思路。無論是歐盟提出的“承諾加審評”模式還是美國以“國家自主貢獻”為主的“2015協議”框架都有其合理性，并逐漸被各方所接受，成為“2015協議”的主流共識。對于“基礎四國”而言，在堅持《公約》框架，維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本區分的前提下，應該看到發展中國家內部差異的存在，以及以“基礎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能力提高，不能一直停留在堅持原則和重申立場上，需要更加理性地提出建設性的、相對具體的解決方案。

二是要妥善面對和處理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分化。“七十七國集團+中國”內部的分化在哥本哈根會議前開始表面化。“基礎四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也開始顯現。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時，由于“基礎四國”在最后關頭曾與美國聯手促成《哥本哈根協議》，被不少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看成是大國意志的強加。諸多發展中小國在對《公約》下談判公平性和程序性產生微詞的同時，對“基礎四國”的不信任也趨于表面化。如何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不失去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戰略依托，將是“基礎四國”在未來談判中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三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四國內部的立場差異。“基礎四國”機制本身具有一定松散性，且在各國利益訴求方面存在差異。對于“基礎四國”談判集團的性質，國際社會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基礎四國”是一個新型聯盟，是“七十七國集團+中國”內部強有力的子集團，四國對《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發達國家義務的明確要求及其歷史責任的認定是四國立場一致的基礎。而更多的看法則是，“基礎四國”僅是一個松散的“政治結社”(political association)，而非一個“緊密的談判集團”(tight negotiating bloc)。盡管四國部長每年定期舉辦會議并發表聯合聲明，但聲明內容多以重復各項原則為主，鮮有實質性合作成果，側面反映出四國在統一立場上所面臨的困難。在“2015協議”形式、各國義務等諸多談判的關鍵問題上，四國各自立場開始出現明顯不同，出現“松散化”的發展趨勢。

在“基礎四國”中，中國和印度兩個排放大國立場較為一致，而巴西和南非在談判模式、2020年后減排目標等關鍵問題上與其他兩國存在分歧。巴、南兩國并不堅持在談判中嚴格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認為可以達成對所有締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的2020年后減排目標。這種立場是由巴、南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特殊國情所導致的。如巴西，能源結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60%以上的排放來自土地和森林部門，人均GDP在四國中位列前茅。因此，巴西面臨的減排壓力相對較小，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主要訴求是通過維護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增強本國在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的話語權。巴西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更多是道義上的支持，而非其實質利益上的核心關切。南非人口和經濟規模在四國中最小，能耗和排放規模也相對較小。隨著“2015協議”談判的具體化，這些分歧不斷表面化。如何在內部求同存異是“基礎四國”面臨的最為根本和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