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缺乏針對可持續發展產業大規模投資的動力，資本怎樣才能在中國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投資中流動起來，這是關鍵問題。

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齊姆·施泰納近日來華出席中國“十三五”規劃環境與發展國際咨詢會，同中外環境發展領域高層人士、專家一道向中國政府領導層提供政策建議。在京期間，阿齊姆·施泰納就可持續發展以及“綠色金融”等問題，接受了《財經》專訪。

阿齊姆·施泰納：在過去的十年或者十五年之中，中國已經做出了越來越系統的努力，盡量避免經濟發展以環境的退化為代價。

當然，中國現在面臨著很多重大的環境問題，比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自然資源退化等，但是領導階層已經從很多方面確定了優先發展的方向。比如法律層面上，最近的《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這些努力越來越系統化、體制化，這些都是中國最近幾年要優先考慮的發展方向。

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個系統的方法？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式是什么樣的？能不能降低環境風險？當然，解決問題時總會伴隨有機遇出現，比如，通過優先發展新能源，中國可能會做到能源獨立；公共交通投入的增加，不僅可以加大人員流動性，而且還可以減少污染，減少廢氣排放。進一步講，中國的工業依賴于從世界各地進口原材料，所以提高經濟發展中的資源效率，也就能提高中國的競爭力，減少對進口原材料的依賴。此外，通過新能源革新，中國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今后還是要集中在末端治理，避免向河流排放污水，以及廢氣排放等。在下一個“五年計劃”當中，環境問題的解決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因此，這些領域在中國的領導階層中得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關注。

我認為，包括資源、交通、水、資源效率，還有諸如新的服務行業，不管是廢物處理，還是與金融相關領域。這些政策的執行需要在比如清潔工業、清潔設施、節能建筑等方面有比較大的投資。

中國已開始從如何讓經濟發展為改革提供財政保障這一角度看待這些問題，當然，這不僅僅是公共財政的問題。所以，為了更好地把金融體系跟未來五年的發展聯合起來，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私營企業和財政資本市場這一點就顯得比較有意思了。資本怎樣才能在中國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投資中流動起來，這是個關鍵問題。

阿齊姆·施泰納：就我個人而言，我積蓄的一半用于投資，只投資生態可持續性的基金，我的朋友們為這種基金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它們運作的越來越好。

如今在資本市場，道瓊斯和其他指數監控公司以及投資性基金，在可持續性產業方面的投資行為表現越來越好，但這些可持續生態投資在整個投資市場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機構缺乏大規模投資方面的動力，而且，我們的稅務機制、補貼機制激勵了錯誤的投資行為。這也是我們研究管控和激勵框架、為金融市場提供支持的原因。

如果金融機構的盈利模式中，僅僅是依靠投入舊有的、昨天的科技，而非創新的、明天的科技，他們不會感興趣，可持續發展目標也不會成功。從全球看，許多國家正在研發、測試一些有創新性的項目，我們應該通過降低受益稅率給予其激勵，并且為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長期投資提供激勵機制，促成其多關注投資、而非受益，讓他們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將得到更多的收益。

有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全球對可再生產業的基礎設施投資達到2700多億美元，幾乎占全球資源基礎設施總投資的一半。在15年前，這樣的市場根本不存在，這表明了“綠色”投資可以快速地發展。比如，清潔能源市場巨大，銀行、養老金、基金等，甚至平常人都能投資。

我從媒體上看到，中國銀行開始評估未來幾年的綠色融資，每年的融資額超過3000億美元；而且這些融資絕大部分不是來自公共財政，而是來自投資者和融資市場。所以，從多個方面來講，中國已經成為先行者，為巨大的綠色融資市場提供了升級舞臺，成為綠色投資方面越來越重要的推動力。

阿齊姆·施泰納：10年前，聯合國環境署開始意識到金融機構在經濟的作用，同時看到金融機構與經濟快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息息相關。1991年，發起了“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UNEP Finance Initiative ）,與全球200多家最重要的金融機構、基金、保險公司協調，尋求可持續性的融資渠道。最近，我們和中國人民銀行合作，目的在于了解中國的現狀，讓中國決策者意識意識到激勵綠色融資的重要性和規模，推動綠色發展不只是通過政府融資，還要提高金融、資本市場的參與度。

我認為，中國當前發展“綠色金融”的工作中心，是讓國內金融市場滿足綠色融資的需求。有趣的是，中國是否能吸取教訓，是否推動并實現南南合作、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具體做法？這值得關注。或許，保證金融體制的可持續性，在未來將成為G20等論壇的部分責任。